3月20日，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报告称，草甘膦“很可能”对人类致癌。该报告再次引发业内对IARC致癌评价的质疑。IARC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下属的一个专门癌症研究机构，主要使命为进行和促进对癌症病因的研究，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癌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工作。
自1971年以来，IARC已发布111卷论文集，对约970个药剂和物质进行了评估，其中超过470个被确认为对人类致癌、很可能致癌或可能致癌。IARC将致癌物质分为四类。1类：对人类致癌；2类：可能对人类致癌；3类：不明确是否能对人类致癌；4类：不太可能对人类致癌。其中第2类又细分2A和2B，2A为很可能对人类致癌（probably）；2B可能对人类致癌 （possibly）。
香烟、酒类饮料、中式咸鱼等被列入1类，更多生活中的常见物品被列入2类，即可能对人类致癌物，包括咖啡、咸菜、银杏提取物，芦荟提取物（化妆品）、手机的无线电波等，甚至理发师、消防员、干洗业、油炸食品厨师也被归为其中。
2014年4月，IARC的咨询小组在推荐2015-2019年评估主题时，将农药确认为“高优先级”，并随后向相关专家（截止2014年7月）和相关研究（截至2015年2月）提出请求提供针对大量有机磷杀虫剂和除草剂（二嗪农、草甘膦、马拉松、对硫磷和杀虫畏）的证据。这些杀虫剂和除草剂于3月3-10号在IARC的会议上被审查，草甘膦由此被列入2A等级，成为“很可能对人类致癌物”。
“有限的证据表明，除草剂草甘膦可能导致非霍奇金淋巴瘤。同时，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草甘膦对实验动物致癌。”IARC在其报告中称。而这一结论与农药残留联合会议（JMPR）得出的结论相反。JMPR是一个专家活动团体，由世界粮农组织（FAO）和WHO联合管理，他们发现草甘膦“不太可能致癌”。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于1971年开发的低毒性、易溶解的广谱除草剂。
1974年，孟山都公司以“农达”为品牌，首次商业化推广该产品。目前，草甘膦是世界上应用最广、产量最大的农药品种，年销售值高居农药之首。2000年，孟山都草甘膦专利到期，众多国家的农药生产厂家都参与生产草甘膦原药。其中，中国是草甘膦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草甘膦的作用机理为通过限制植物中一种特异性酶（EPSP Synthase）的活动，抑制杂草生长。
由于这种酶在植物中分布广泛，且对于植物芳香族氨基酸的合成是必须的，因此通过使用草甘膦，农民可以控制大部分田间中的杂草。由于人与动物体内不存在这种酶也没有相应的氨基酸合成途径，所以草甘膦只会作用于植物。事实上，在应用过程中，草甘膦始终受到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美国农业部（USDA）、欧盟委员会、WHO等众多机构的全面审查。EPA曾数次对草甘膦进行致癌评估。
1985年，EPA将草甘膦划为C级，“可能致癌”。1991年，重新评估后，EPA将草甘膦调为E级，即“不对人类致癌”。IARC称综合考虑EPA及其他最近显示草甘膦致癌研究为阳性的报告，判断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草甘膦对实验动物致癌。“草甘膦也可破坏人类细胞的DNA及染色体，尽管细菌测试的结果为阴性。”IARC在报告中说，“一项调查发现，喷洒草甘膦配方后，附近居民血液中标记的染色体损伤增加。
”而2014年1月，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BfR）为欧盟完成的长达4年的草甘膦评估发现，“草甘膦不太可能造成人类致癌的风险”。他们审查了所有IARC考虑的数据，并加上更多其他的数据。IARC的致癌分级依据是致癌证据的确凿程度，与致癌强度或对人类的实际威胁程度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对于2A类的分级，IARC定义为有限的证据表明很可能对人类致癌，即：与癌症有联系，但不排除其他致癌的解释。
事实上，IARC的评级一直饱受诟病。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y Institute）的Joseph K. McLaughlin和Robert E. Tarone曾撰文批判IARC因其流程和表现出来的偏见而导致致癌“假阳性”的判断。比如，咖啡被归类为2B“可能对人类致癌”等级，但流行病学的重要证据表明咖啡很可能并不引起人类癌症。
IARC也曾明确表示，使用手机可能导致罹患脑瘤。随后又称，不能确定使用手机会引发脑瘤。此次，IARC将草甘膦列入评估范围，却忽略了更多毒性更大的其他除草剂。对于草甘膦的致癌评级，“相关的科学数据被排除在审查之外。IARC收到并选择故意忽视大量科学研究（特别是遗传毒性研究），这些研究支持草甘膦对人类健康没有风险的结论。” 负责全球法规和政府事务的孟山都副总裁Phil Miller博士回应称。
IARC评级还有一个隐患是忽视了剂量。剂量决定毒性，剂量越大，接触的时间越长，患癌症的概率也越高，但仍然不一定致癌。比如剩饭菜中的亚硝酸是明确的致癌物，但正常食用剂量很低，远低于暴露剂量，因此不会有显著的致癌性。而IARC并未给出草甘膦致癌风险与暴露剂量的定量关系。“草甘膦对人类或任何其他动物无毒，只有相对较高的剂量才会出现急性反应，”佛罗里达大学园艺学教授Kevin Folta博士说。
他指出，草甘膦的半数致死量（LD50）约为5000 mg/kg。也就是说，体重200磅（约90千克）的人，要喝下两磅（0.9千克）41%浓度的商业浓缩剂才会有50%的致死率。IARC报告不提剂量，也没有草甘膦致癌风险与暴露剂量的关系数据，因此并不具备实际指导意义。就比如，花生和玉米中的黄曲霉素都被认定为致癌物，如果不谈剂量的话，花生和玉米都没法吃了。
再者，安全并不等于绝对没有风险，很多时候风险可测可控也是一种安全。相对于其他毒性更大、污染更严重的除草剂，草甘膦在农业领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即便有风险，但只要严格按照规范使用，风险仍然在可测可控的范围内。IARC旨在维护人类健康，对致癌性归类倾向严苛可以理解。但是，“和食品安全一样重要的问题结论必须无偏见，缜密且基于遵循国际公认标准的优质科学。” Phil Miller说。
IARC基于只持续一周的会议、根据有限数据的审查就对草甘膦做出评估，是否过于草率？况且，归入“很可能”或“可能”致癌级别的化学物质很可能将遭遇“有罪假定”，这对公平和基于科学安全的争论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