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韩国“暖炕”欲申遗这一消息刚一发布便引起网民大量转发。更让网民“受不了”的是韩联社报道中的那句“由于中国也有地热式采暖技术，因此韩国必须加快申请速度抢先申遗”。
“中国的申遗步伐有多落后？”网友反应很激烈，文化部对此事的态度倒是很“淡定”，记者采访时，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工作人员回应称，韩国的申遗不会影响中国的节奏，因为韩国“暖炕”申遗并不影响我国同类申遗，而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形式多样，我国优先申报哪些项目，需要根据我国遗产的总体情况，经过充分的研究论证，统筹考虑。
从2005年的“江陵端午祭”到2013年的越冬泡菜文化，韩国的申遗总会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
“近些年来，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大幅提高，对各国之间的文化保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与我国强大的文化动员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小康对此解读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容易把各国对自己文化的保护看作相互间的一种竞赛，就像一个拿金牌的运动。”
高小康同时认为，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也与大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些年来，我们的民众舆论中存在一些民族主义倾向，有时候会表现得比较极端，与韩国在文化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想象中的矛盾。再加上有些媒体的歪曲报道也造成了一定的误解，会导致民众中存在一种带有民粹倾向的偏见。”
就拿此次韩国“暖炕”申遗的事来说，高小康认为民众的情绪中就带有一些偏见。总的说来，在东亚，类似“暖炕”这种取暖方式比较普遍，在中国西北叫热炕，在东北叫火炕，而韩国的暖炕其实是一种地热，单就从发热的方式来看就不太相像。
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娟也表示，韩国申遗在国内总能引发剧烈反响与“两种文化间的冲突”有关。比如，韩国的“江陵端午祭”与我国的端午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经过网络上的炒作，便引发了民众激烈的反应。“我觉得中韩两种文化之间还是存在着误解的，其实我们也许并不完全了解韩国具体申报的是什么，也不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做。”
高小康认为，韩国申遗在国内网络上引起的口水战恰恰说明我们对于申遗的意义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之前的一系列文化保护措施和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保护的是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不是看哪个国家历史悠久、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多，而是更关注我们现在生活中那些持续的、活态的传统文化。
每个族群、地域和生活方式都能寻找到自己的个性，对各种文化差异性的保护才能使得未来世界的发展更加健康。”
“事实上，对于很多传统文化，日韩比我们保护得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并不是去追究某种文化最早的知识产权，而是要寻找存活到今天的传统。我们更应该去关注那些活着的、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去珍惜它，而不只是去跟其他国家争这个名分。”高小康说。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获得通过，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后，中国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申遗热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
2005年，文化部开始组织我国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到2009年底基本完成。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三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截至2012年，我国各省区市公布了856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818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53776项，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初步形成。
2011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施行，这意味着非遗保护由政府工作上升为国家意志。
“近些年来，我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四级名录体系的建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都有利于我国对非遗的保护。还有一些媒体的参与、社会的动员和学者的研究工作，把非遗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变成了一个社会热点，这很不容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表示，“毋庸置疑的是，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非遗保护的独特方式。”
国家对非遗的关注使得申遗工作也显露出成效。目前，我国共有38个非遗项目入选《公约》框架下设立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是缔约国中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也是3个名录都有入选项目的唯一国家。
但在十多年申遗热的背后，也积累了不少问题。“有些非遗项目仅仅停留在申报的状态，申报成功之后就不太管了。”萧放说，“在严格检查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发挥传承人主动的传承意识和示范作用、非遗文化的活化、非遗如何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相结合、怎样发挥非遗文化的现实作用等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宣传声势很大，但实际的效果却没那么大。”
“从2006年确定中国文化遗产日到2011年国家立法，非遗发展进入了高峰期，这时我们提出了要进入到‘后申遗时代’，即不再比拼谁有多少非遗进入名录，而是要从‘重申报’转向‘重保护’。”高小康说。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两者进行保护的方式也要有差别。“非遗强调精神性、艺术性层面的内容，强调通过具体的物品和形式来体现精神生活、生命力和认同感。文化遗产是物态的，而非遗虽然也有物品作为载体，但它是生活化的，人文性、精神性、审美性是非遗的特性。”萧放介绍道。
“所以，非遗保护要强调在流动过程中对其生命力的保护，在传承过程中理解功能要素的变化。”萧放认为，传统的非遗文化要想在今天的社会中得到传承，就必须作适度的调整以适应当前的环境。“所谓保留本真是指精神方面的要求，但只要对人们的生活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有好处，我觉得可以适度地有一些变化。”
王娟则认为，通过韩国申遗事件，我们可以意识到韩国对本国传统文化的重视，“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的心态要转变，首先要关注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看到它的价值，并对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作个全面的梳理和整理，同时也要从学校教育等方面提升民众对自己文化的关注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