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爱用进化论践踏女性尊严，但殊不知在科学上寻找不着调的女性抱怨基因与机制，其实也是一种抱怨，是一种超级文化抱怨，它既是恶劣情绪的宣泄，还是训诫女性自我抑制的工具性抱怨。抱怨者要么无辜，要么无知，二者在英文中皆可表达为Innocent。故而有唠叨理论（TheNagging Theory of the Innocent）。
进化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一大支柱，与唯物主义相结合，进化论成了中国社会的新的“教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学者与科学爱好者的思想禁锢：他们热衷于用进化论来解释行为学乃至于社会学现象，甚至有时会传播带有歧视性的错误观念。
狭隘的进化论者倾向于认为生命的本质、目的与意义就在于自我复制与传种接代，不难听到他们把所有人类文明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一切都归结于个人或者民族的生存与繁衍本能。用一个比较尖锐的比喻，狭隘的进化论者谈论人生与认识世界，如同性强迫症患者，走到哪里满眼看到的都是生殖器。
人们看到孔雀开屏，大部分人看到的是难以言喻的美丽，艺术家看到艺术，哲学家悟到哲学，都是一个充满感知、神奇、向往、欣赏的正面积极的生活经历，而狭隘的进化论者似乎最不知趣，他们关注的是生殖器与随后的交媾，所有的美与欣赏，变成了负面的竞争、选择、失败、与丧失一切生活乐趣的动物本能。
如果你真正地关心科学，凡事认真，进化论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也是一个大大的筛子，很能装，但到处都是漏洞。雌孔雀被雄孔雀的尾巴迷花了眼是科学家的想当然，现实中的雌孔雀未必跟人的审美观一致，而美丽的尾巴并不总代表健康与生存优势。用进化论解释孔雀美丽的大尾巴既牵强，又无趣。
狭隘的进化论者对事实与真相的兴趣远小于用进化论来解释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什么女人总是抱怨。对于一个对科学审慎的人来说，在解释现象存在以前，要确证现象的存在，而不是用理论对现象削足适履。有作者曾描述女人爱抱怨的现象时说，30岁前的‘女孩’都‘可爱’……但 40岁后‘女人’会开始抱怨。无论是个人经历，还是朋友的见证，还是科学文献，我都从未看到此类现象的确据。
女人度过了生殖旺盛期，进化论者说，就不应当继续讨丈夫的喜欢，因此，她们开始抱怨，通过抱怨的方式把男性驱离自己的身边。在一个群居环境中，抱怨的女性把男性驱离，从而让男性有更多的机会与处于更适当生育年龄的女性配种繁衍下一代。
这样的理论视野不免过于狭隘，因为发论者没有意识到，群居的人类生殖限制在女性而不在男性，人群中可以有无数个男性去跟年轻女性交配，但她的生产能力是受人类生殖周期限制的，一个男性允许多妻，他产生的后代可以组织一个军团，一个女性多夫，她产生的后代数量有限，最多打打群架，一个排一个连都很难组织起来。
在一个生活的唯一目的与意义只是生存生殖的群体中，每一个女性，只要能生，都重要，都有边际效用，而男性则可有可无，缺了张三，李四照样能用，群体男性生殖潜力远超女性。在这样的背景下，40岁照样能生的女性通过抱怨驱离丈夫完全是破坏生育计划的十恶不赦之罪，因为如果她不生育，群体整体繁殖能力就会相应减少。
科学家会发表如此论调的原因在于，过于迷信进化论。在迷信进化论的人眼中，这个世界的目的与意义就是性生活并且通过性生活传递基因，有了这样的先入为主的信念，他们相信任何以进化论为名的东西，进化论等于科学，科学就是真理。在英文世界中，这个过程称为Rationalization，中国人也不笨，很早就有“我注六经”的说法。
理论的荒谬源于生活偏见以及为理论而创造现象。女性或许真的爱抱怨，但40岁划界毫无道理——聪明的进化论者或许得到了提示，50岁似乎能弥补理论上的漏洞，但请千万不要尝试，因为为理论创造现象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
如果我们允许进化论在自然界中产生作用，它的作用要局限于人类产生自我意识、宗教崇拜、与逻辑分析能力之前，也就是人类文明产生之前。
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后，如果不是全然摈弃了进化选择压力，也极大地修改了进化选择的效应。人类语言可能是文明诞生的标志，在人不会说话之前就进化出抱怨的潜质是不可思议的，也在逻辑上违背了时间顺序原则。用进化论来解释现代社会现象虽然易于似是而非、让人接受，但经不起逻辑检验。
要理解女性的抱怨，我们还需要学点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抱怨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现象：起码我们听不懂动物的抱怨，无从知道它们是否相互抱怨，最好的猜测是它们不抱怨。抱怨指人类用语言表达对人、物、事件的不满情绪。动物缺乏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因此，它们没有能力抱怨。
抱怨的目的与意义有二，一是局限于情绪的表达，即使是普通人，也都知道表达性的抱怨起码能起到给抱怨人减压的作用，尤其是其抱怨在得到回应，得到听抱怨者同情式的表达之后，抱怨的减压作用远比药物有效——现代社会心理压力巨增，也伴随着心理师行业的兴盛，大部分的心理师能挣钱的根本就在于他们愿意听抱怨并给予适当回应以减轻别人的心理压力。
第二种抱怨是工具性的抱怨。
情绪性的抱怨是以情绪性的回应为目标的，比如妻子向丈夫抱怨，“现在的人真不讲道德，我在公路上走，一辆宝马故意开过离我近的那个水坑，溅我一身水，还差点把我给辗上了！”丈夫无法做任何事情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唯有同情，“是啊，亲爱的，那司机真可恶。您受伤了吗？您歇着，我给您削个苹果！”而工具性的抱怨则是以抱怨为手段，期望对方能理解的结果：“哎哟！你撞得我好疼！”期望是对方赔理道歉；“你的书桌怎么老是很脏？
人家张三每周打扫自己的书桌一次就很干净！”期望你每周也打扫自己的书桌；“你看人家老李又买新车了！你真没出息！”期望是你有出息，也给买辆车。当然期望未必现实。
男性跟女性有着巨大的生理上的差异，比如最新研究显示，男女大脑网络就有很大不同，男性更多的是从前到后的网络，而女性更多的是从左到右的网络。工具性的抱怨还总是抱有情绪上的期望，对于男性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工具性的抱怨，而女性是情绪性的抱怨，男性对结果期望更多，而女性对情绪安慰期望更多。当抱怨得不到回应时，压力就得不到宣泄，如果抱怨人把得不到回应当作负面回应，压力反而增加，那么就导致了更多的抱怨。
抱怨一词在英文中指Complaining，而在英文环境中，指责人经常抱怨，要用Nagging，也就是唠叨。“女人更可能唠叨”是一个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也为研究所证实的现象。
唠叨是工具性的抱怨，华尔街日报曾这样定义唠叨：它指在交流互动中，一方持续地表达一种要求，而接受方则持续地延误忽略，二者都对对方的行为不满。唠叨更多地发生在家庭环境中，它绝不是女性要驱赶男性，而是交往结构中处于弱势一方达到请求目标的手段，如果剥离情绪，它是适当的提醒，如果关注情绪，那么它是弱势一方通过心理压力促使被唠叨者采取符合唠叨者要求之行为的手段。
女性采取唠叨的方式在家庭中进行组织管理工作，是社会行为模式的诱导与文化影响的结果。在男性沙文主义的社会中，男性自认为是社会的强者，他们倾向于做了再说、而且说一不二，用不着唠叨；而女性是说了才允许做的，在家庭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她只能通过抱怨来获得对方行为上的符合。
男性沙文主义还是唠叨行为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女性习惯于被命令驱使，而男性则不然，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他们自己也觉得做应当做并且乐意做的事情，如果被女性提醒，他们就反而故意不做或者拖延，使得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更像独立自主，基于自愿，而不是被别人影响而采取行动的，因此，家庭唠叨就随之而生。
在家庭生活中，几乎一半的唠叨的目标是生活琐事，而超过1/4的唠叨是为了阻止某种行为。可以想见，在传统观念中承担了照顾管理家庭的母亲角色就决定了她们是家庭中的唠叨者。事实上，在工作中也一样，在工作环境中那些地位不高，却要承担工作环境中琐事与细节的雇员也多是唠叨者，尤其是在其他雇员不关注这些琐事与细节时更是如此。
男性在家庭生活中同样地经常抱怨，只不过形式略有不同，男性更多地批评饭菜做得不好，妻子经济安排失当，或者孩子管教得不好。这些抱怨还往往是男性在工作中压力的体现，如果妻子处理不当，就易于演化升级成了家庭矛盾的根源，尤其是妻子以另外的抱怨来应对丈夫的抱怨时。
家庭关系中唠叨并不局限于夫妻，在子女与父母之间，唠叨也极为常见，作为天生弱势力的子女往往要唠叨才能实现自己的要求，尤其是父母倾向于不满足相关要求时；而父母在改变子女生活习惯时，也不得不唠叨，既然是习惯，哪可能轻易就改得了，不唠叨难以成事，这是很大一部分家庭与社会生活的现实。如果理解了抱怨与唠叨的本质，回到社会生活中，我们应当学会体谅。
那些抱有女人总是抱怨的偏见的人需要更多地检讨自己，你是否在情绪上满足了对方？你是否工具性地满足了对方？你是否让抱怨在生活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减少产生更多抱怨的必要？很大程度上，抱怨妻子的抱怨是丈夫生活失败的一个标志。
在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中，女性甚少执笔，也就失去了记录男性抱怨的机会，而男性作者都不愿意承认失败，所以在文化意识中，在笔杆子下，女性就成了抱怨多的一方，这是女性抱怨现象的文化根基。如果我们严格地按科学的定义来寻找历史文献中的抱怨，男性远比女性为多，宣泄情绪的诗歌、针砭时弊的散文、以及中国文化中层出不穷的论战，都是某种层次的抱怨。
抱怨者要么无辜，要么无知，接受者还当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唠叨或者抱怨的根基，这是减少抱怨的唯一通途，无论是家庭生活、工作环境、社会生活，还是政治结构，一概如此，莫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