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英，女，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22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北平乡。1947年毕业于前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上海昆虫研究所和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早期在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是我国鱼病学研究创始人之一。
黄晓磊：以前的科学家学术交流都更加随意和有热情，现在通讯发达了很多，但大家实质性的交流有时候显得并不多。我们建立《昆虫学者论坛》的初衷之一就是更好的促进昆虫学工作者思想的交流。您在开展学术交流方面有什么建议？
尹文英：陈世骧老先生在世时，写动物志的问题刚提出来，作为国家重大项目，昆虫学方面，是由陈世骧先生组织实施的，讨论过多次。那时我刚刚开始接触昆虫学，也参加过那些讨论，有关学者们碰面的机会很多。现在通讯非常发达，发个Email很容易，可是见面的机会少了。当面谈论跟Email交流在感情上并不一样，虽然事情解决了，但是交流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只能我谈一个什么，你再回答一个什么。
黄：您刚才说陈世骧先生他们讨论写志的时候，您刚刚开始进入昆虫学领域。我看您的资料，您一开始是研究鱼病的，后来是60年代的时候转到了昆虫学。
尹：我1947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岳阳路320号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跟着老师史若兰（N.G.Sproston）女士，开始做鱼类寄生单殖类吸虫和寄生甲壳动物的研究。1962年老师走了以后，因为家庭的关系，工作调动到上海，刚来时我就跟着昆虫所去采集。杨所长给我看了一本杨集昆先生所著《昆虫采集法》的小册子，采到了原尾虫。从此就开始做原尾虫研究了。
黄：从鱼病学转到昆虫学，这个过程一开始会不会很难？
尹：我在水生所做寄生虫的时候，研究对象也都很小，虽然没有原尾虫那么小。但在操作上并没有什么困难。另外，我开始做吸虫类，后来做甲壳动物，也很接近于昆虫。所以我个人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困难，只不过缺少参考文献，我就跟国外联系，他们也寄来不少单印本。由于我那时对昆虫界一点都不了解，其实杨集昆先生已经发现了原尾虫，只不过尚无物种记述。我觉得很有兴趣。要做就要全心全意投入，就这样一直做了几十年。
黄：现在科研考核机制和生活方面的压力，让很多年轻人不能静下心来做传统分类学研究。您怎么看分类学队伍缩减的问题？
尹：我觉得我们自己不要太谦虚，这方面应该多造势。分类学为什么就不能做好？分类队伍缩减跟政策有一定的关系，现在的评价体系对这个学科不利。但是我们不能气馁，要继续奋斗，而且要多做宣传。其实分类学要做好并不是那么容易，根据我们中国的情况，不仅是昆虫，所有的动植物都应该很好地做。
特别是《动物志》还没有完成编写任务，要继续有计划地搞下去，现在有的类群还没人做。一个是要继续努力，一个是多加宣传，宣传它的重要性。我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张广学先生起草，我也参加些意见，写过一篇文章，好像发表在《中国科学报》上，说明分类学的重要性。
黄：您觉得一个年轻人应该非常专的做某一个东西呢，还是应该涉猎更广的领域？在我看来，您又很专，又很宽。
尹：我的第一个导师是个外国人，她来中国之前，做Parasitology杂志的编辑，所以她对国外的杂志和书籍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我没有学过寄生虫学，开始她就给了我十多本厚厚的书，让我看一些基础的东西。看书进度很慢是很着急。后来她教我怎样看书，不但要把寄生虫的基础学会，还要广泛涉猎生物学和其他学科的杂志。那时候的杂志也不多，物理、化学的都要涉猎一点，要知道国际上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她把新到的生物学杂志，和收到的很多资料，摘要出来，不但给我看，还给全所年轻的同志传阅。所里一共有二十几人，几个实验室，都能看到。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专和博相结合才好。
黄：能不能谈谈对您成长或事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一些事情或决定？
尹：在我的一生里，一个转折点是抗日战争。小时候没怎么念过书，也没人管，就是在外面野跑的小孩。后来到北平念书根本不用功。插班五年级，功课跟不上，第一年留级，考了四十多分。
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就带着我，我母亲和妹妹弟弟一道逃难，两年间就从南京逃到重庆，一路上艰难困苦，危险重重，使我的思想完全发生了变化，从不懂事的留级生到后来成为努力学习的好学生。我后来插班到国立第二中学的初三年级，然后直升高中。高中三年都是全班前三名，毕业的时候保送浙江大学，但因为路远交通不便，盗匪横行，在父亲的建议下考上中央大学生物系。
大学毕业时系主任打算留我做助教，结果因为来了个英国老师，就没留在学校做助教了。
第二个就是史若兰先生，她对我很多方面都有影响。她来中国是为了补充她做的单殖类吸虫，想补充东方的标本。我一开始跟她做单殖类吸虫，后来做寄生甲壳动物，史先生对我的帮助很大，一年后就完成了一篇论文。
黄：现在的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于不同领域和不同优势科学家的合作，您曾经主持过大合作的项目，比如土壤动物调查，您对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合作研究有什么建议？
尹：我现在一直跟同志们讲，我们需要完成大的合作项目。当时做大合作的时候，我还不是院士，工作三十多年后刚刚从副研升到正研。在我做原尾虫的时候，发现土壤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动物，我就很感兴趣，没有经费，怎么办呢？后来开始和日本学者合作调查。
合作了九年。我到日本去过5、6次，也了解到很多土壤动物的知识以及研究方法。后来到意大利访问，也有人做土壤动物研究。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很重要。土壤动物研究对于我们中国无论是农业还是环保或是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要。能增产粮食。欧美国家和日本都有这方面重大的项目。我想，不论在农业上也好，在环保上面也好，应该首先把土壤里生物的基本数据调查起来。正可以和分类学工作结合起来。
所以，我提出这项工作，得到马世骏先生等的支持。后来向基金委陈述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就申请到土壤动物第一个重点项目。
从1987-1996年共完成了两个重点项目，有十多个单位的100多位学者参加，工作十年。由于经费很少，所以就跟日本学者合作开展调查，才解决了一些经费困难。为了尽快向国内推广这方面工作，与合作者们共同赶写了三本著作出版，我只不过是个联络员吧！参加我们这个课题的人每年做一次工作报告和学术交流。那时基金委对这种工作方式较为满意，并说：你们这个项目计划发表三十几篇论文，结果发表了一百多篇。
十年的土壤动物调查完成了全国六个动物地理区（共七个），因为青藏高原实在是困难，未能完成。这是我们国家土壤动物的一次基本调查，加上前人发表的，大约有一千四百余属。
黄：之所以问您这个大合作，就是它涉及到两方面的事，一是您作为当时的牵头人，要召集大家一起做一个大的合作研究；还有就是如何开展学术交流。这是两个相关的问题。
尹：在大项目合作过程中，每年有一次全体人员的学术交流，人人做报告。
作为项目主持人除了组织每次交流重点外，还经常（1个月左右）以E-mail方式向每位负责人交流新情况，起到互通情报的作用，让大家对课题进度心中有数，互相追赶。主持人必须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有合作都是平等的，经费分配，放在桌面上，完全都是透明的。而且主持人必须要任劳任怨。写专著不作主编，改文章不厌其烦；但是所有联系出版、经费申请、摆平不同意见，责无旁贷。
做工作主要是为了祖国事业的发展，并不是非要把文章登到外国杂志上去。发表新种，最好让全世界知道。如果发表能实用的东西，最好让我们国内先知道。我觉得首先应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做分类也是有目的性的，是为了了解土壤里的许多生物物种。便于将来开展生态学方面的研究、环保工作、以及农田的施肥、洒农药等，都跟它们有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黄：我还有一个问题，您从事科研已快七十年了，这本身已经是非常让人惊叹的一个成就。您有什么秘诀保持如此旺盛的科研精力？
尹：我觉得一点也不稀奇。一点秘诀也没有。一个普通的农村小孩，到城市里念过大学，然后开始工作，就是如此平常。但是，我非常喜欢做科研工作。找到原尾虫，我也非常迷恋，感觉这个小虫非常有意思。后来知道中国还没有人做过，觉得很高兴，很快十几个新科新属被发现了。所以当时兴趣很高。
但是我对家务事是不怎么关心，也不会做。我两个小孩都是请奶妈带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保姆不许用了，我买了十几本烧菜的书，自己都可以做了。但是谈到工作上的事情，我日夜都不会忘记，要是一个问题想不通，晚上睡觉也会梦到。现在脑子里想的主要还是工作上的问题，虽然年老眼花原尾虫看不见了，但还是想工作上不足的问题。
黄：我问您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了一个人，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知名的进化生物学家、鸟类学家，他活了一百零一岁。他在2004年一百岁的时候，还出了一本书。您现在已经九十二岁了，还每周都来所里工作。
尹：因为我是终身不退休的，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我为什么不来工作，对吧。自己觉得还是在职人员，怎么可以不来。其实我在家里，也是看书、想问题。到所里来，可以跟大家见见面，是非常自然的。我们所里，沈允钢先生，也快90了，也经常来所里工作。所以我来所里工作并不稀奇，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例子。
黄：我们觉得在昆虫学界您是劳动模范。
尹：跟前辈们相比，我其实称不上昆虫学家，对于有翅昆虫确实不懂，原尾虫和有翅昆虫是很不一样的，可以说它很可能是昆虫和甲壳动物中间的一个类群。
黄：最后一个问题吧，您对我们青年昆虫工作者有什么期望或寄语？
尹：勇猛向前走，明确目标，坚定信心。现在的问题，我感到很多大学生、研究生，他们缺乏坚定的奋斗目标。我大学毕业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做科学研究。虽然当时做什么研究并不清楚。
经过抗日战争八年，我明白了没有科学就不能强国，国不强就要做亡国奴。那时，眼看着就要做亡国奴。我报名去参军，但没被批准。所以说，首先要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有了目标还要有毅力，不能一碰到困难，就转弯泄气了。其实我在原尾虫研究中，多次碰到困难。每一次就换一个方法，找新的途径、新的方向，这样去做。我不厌其烦去换方法、换思路，而不是碰到困难就不做了。碰到困难前进，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无论什么工作要亲自动手做。不能全部都交给研究生或者助手去做，而且要时时关注实验过程发现问题，否则很难发现新的问题。取得一步一步的创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