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毕业论文之前，设想过自己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障碍，比如拖延症复发、资料不够、脑力不够等等。等到真正处于这一过程之中，才发现这些都不是问题。
一旦有了明确的截止日期，那么拖延症会自动转换为强迫症，连作梦都梦见自己对着电脑写写算算，并且旁边的倒计时显示屏还在滴滴闪烁；资料就更不是问题了，只要愿意找，总会找到比想象中更多、更好用的文献，以至于以前很多看起来不错的存货只能暂时搁置到“剩余资料”中，实在觉得对不起它们；脑力不够，好像也不是问题，因为到最后发现体力更重要。
我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自我认同感太低”，时常怀疑自己的价值。比如有一次看到某篇博士论文。作者与我关注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但是她是以数理的方式来处理。她在论文中列举的大量图表、数据、公式。又看到她在论文后列出的她主持和参加的共计20项国开行或农业部的课题、项目。这样一比，顿时感觉自己的博士论文弱爆了，因为是以文字为主，数据很少。
虽然在面对实际的社会问题时，我很早就发现，单靠图表和数据并不能解决问题，并且选择转行。然而，由于本科与研究生阶段都是接受理工科教育，因此对于数据仍抱有一种近乎教徒般的原始崇拜。在文科的环境中侵染了三年，我以为自己内心中对于“文字”与“数字”的等级观念已经消失了。但是直到看到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文，我才发现，根本没有。思绪纷乱……幸好，连日写论文，已经形成机械般的节奏，过了一会儿仍旧继续看文献、写论文。
直到某一天，心里的结忽然解开了。
当然，心理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一定的反复性。所以，看到另外一篇论文，我的“自我认同感”又降至冰点。他的博士论文，材料组织方式与观点的陈述语气都极为老练，几乎完全摆脱了学生味道，而这种功力，显然是与长期对某一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巨大的阅读量分不开的。而对于我来说，这两样都是硬伤。首先，进入历史这一学科的时间太短。
其次，因为偏爱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而很多问题，往往并不是某一学科能给予完美解释的，所以我在研究中往往会牵涉到其他学科。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支撑，尤其是史学功底还未打得很扎实的时候，这种“跨界”研究很容易流于肤浅。而且对于短短的三年学制的博士生来说，轻易尝试“跨界”还有一个风险——你写的论文可能会难以得到任何一个学术圈的认同，从而影响论文的发表以及找工作。当然，特别有天赋者例外。
但是在某一天的某一刻，我忽然也想通了——我与以往的自己、那个跳跃性地选择专业与职业的自己和解了。一路走来，很容易看到：那些对专业忠诚度高、对学校或者单位忠诚度高的人，基本上比那些频繁换专业、换单位的人过得更顺利。那么，如果可以从头选择，我是否就会对某个专业或者某个单位、某个学校“从一而终”吗？不会。
至今还记得大三时，因为看到《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以地养地 浑善达克草逼沙退》一篇报告，而对“恢复生态学”专业产生兴趣。又因为一直对云南的神秘和美好充满向往，所以我选择了版纳植物园的生态学专业。本来以为自己不会再继续读博，但是因为一些机缘巧合，最终还是读了，跨专业报考了农学史。其实不同的专业，本质区别在于解释世界的方式不同，关注点亦不同。所以选择一个专业，意味着选择了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
相比较以前，我喜欢现在这种方式。但是如果没有之前的经历，也很难体会现在这种解释方式的好。因此，如果重来一遍，或许还是会是这样的经过。前阵子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本来是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就在博士快要毕业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于是退学，去考环境法学，并且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虽然他考了几次没有考上，但是与他聊天时，我能感觉到他对于自己所选专业的喜爱与认同感。
对于这样的人，我很佩服——并不是因为我觉得环境法学比其他学科更有意义，其实到现在，我不再觉得某个专业比另外的专业更有意义或者更没有意义。而是因为，一个人找到愿意为之付出的事情，这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哪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压抑自己的内心，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最近看到一句话，“什么是我心里那股乱窜、让我深感不安却无法操控的能量？我是否倾听到了它的需要，我是否学会掌控它来为人类造福了？
……只有完全接受了自己的不同，臣服于自己的命运，像大禹治水一样，把内心奔突莽撞的那股能量疏导利用，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个人的心，藏着多少连自己都不知晓的隐疾。某些事件，就像一把手术刀，不动声色地把那些秘密呈现在你眼前。于是你不得不主动寻找治疗方案，全力抢救，起死回生。而窗外，一直是人间四月天，阳光晴好，柳絮纷飞，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