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新发传染病，于1980年首次被发现。四十年来，围绕着病原体HIV的发现，致病机理的探索，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和推广，发生了许多故事。在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重大发现的主旋律中，也夹杂着跨国专利大战，诺奖争议，HIV/艾滋病否定派的干扰及其造成的惨重生命损失等不和谐的杂音。回顾这四十年来在HIV/艾滋病舞台上轮番演出的一幕幕活剧，足以令人或振奋，或深思，或叹息。
发现艾滋病毒HIV的功臣，首推美国NIH的盖罗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而两人实验室中阴差阳错先后发生的样品混杂事件，则引发了法美两国历时十年的专利纠纷。盖罗还被指控盗窃他人成果，经过长达四年的调查才得以恢复清白。尽管蒙塔尼和盖罗同为众望所归的诺奖候选人，2008年蒙塔尼和他的助手因发现HIV获得诺贝尔奖，盖罗却名落孙山。
获得诺奖标志着蒙塔尼科研成就的顶峰。
然而获奖以后，蒙塔尼的研究生涯却出现了一个惊天大转折。2009年，蒙塔尼发表了两篇论文，宣称致病细菌或病毒的DNA在高度稀释的水溶液中能发出具有特定波长的电磁信号，这种辐射来自液体中的一种“纳米结构”，通过这种结构甚至可能在不存在DNA的情况下重建出病原体来。
此后他进一步宣称，他已经在自闭症患者的血液样品中发现了“由细菌DNA发出的电磁波”，表明自闭症是由细菌感染造成的，因此自闭症可以用抗生素来治疗。
随着艾滋病病原体HIV的发现和诊断试剂的推广，确诊的艾滋病人数目剧增，寻找治疗药物成为当务之急。
美国的抗病毒药物巨头宝来-威康公司采用HIV的细胞培养方法，从已知的各种化合物分子中大规模地筛选能抑制HIV的药物，找到了一种名为AZT的化合物，在体外培养的细胞中能够有效地抑制HIV逆转录酶的活力。AZT是1964年由美国化学家霍维茨设计并合成的一个分子，希望用来作为治疗白血病的药物，但是在动物试验中失败了。霍维茨将论文发表之后，AZT就被束之高阁，再无人问津，直到20年之后才又被发掘出来。
为攻克这一难题作出关键贡献的，是已经在艾滋病研究领域中崭露头角的希望之星何大一。1990年，纽约地产大亨阿隆·戴蒙的戴蒙慈善基金会出资，创办了纽约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并且不拘一格地延聘年仅37岁的何大一为科学总监兼CEO。在何大一的领导下，戴蒙研究中心的成果累累，逐渐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私立艾滋病研究机构。
HIV被发现之初，医学界已经观察到，人体被它感染后要经历一段平均十年的潜伏期。潜伏期里被感染者基本没有临床症状，血液中病毒的含量也很低，但是CD4细胞的数量逐渐减少。当CD4细胞数目降到每微升200个以下，免疫系统就丧失了应有的保护功能，于是许多对正常人无害的微生物都可以造成致命的感染，这就标志着艾滋病发病。发病后患者的存活期一般不超过两年。
HAART治疗艾滋病的指导思想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抑制HIV的生长复制，它在临床应用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进一步证明HIV就是引起艾滋病的直接原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竟然不能被所有人接受。HIV一经发现，就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种无害的寄生病毒，与艾滋病无关。这些人士统称为HIV/艾滋病否定派，其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杜斯堡。
全世界HIV及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非洲的南非共和国，其人口中HIV携带者的比例曾经高达19%，总人数高居全球第一。不幸的是，1999到2008年间在任的南非总统姆贝基和他手下的卫生部长都是坚定的HIV/艾滋病否定派。
HAART的推广应用大大降低了艾滋病的死亡率，据统计，全球艾滋病的致死人数已经从2004年的每年170万降低到2018年的77万，其中自2010年以来下降最快的就是非洲南部和东部国家，这些国家被HIV感染的人数占全世界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