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新发传染病，于1980年首次被发现。四十年来，围绕着病原体HIV的发现，致病机理的探索，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和推广，发生了许多故事。在一系列激动人心的重大发现的主旋律中，也夹杂着跨国专利大战，诺奖争议，HIV/艾滋病否定派的干扰及其造成的惨重生命损失等不和谐的杂音。
当代医学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由新发病原体引起的传染性疾病，例如最早发生在非洲的埃博拉出血热，亚洲的高致病性禽流感，2003年的SARS冠状病毒肺炎和2019年的SARS-CoV-2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多器官疾病，等等。曾经被称为“世纪绝症”的艾滋病就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新发传染病，它的病原体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学界一般认为，HIV在20世纪前半叶起源于非洲丛林，一种野生猿猴携带的病毒通过血液进入某个猎人体内，经过一系列突变，最终演化为可以高效感染人类的新病毒，从198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艾滋病病例报告发表于1981年。1980年10月，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收治了一个年轻的男病人，他患上了一种由真菌引起的罕见肺炎，简称PCP。
同时他还患有一种称为卡波西肉瘤（KS）的罕见癌症。照管这个病人的，有一名出生在台湾，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有志从事医学研究的年轻医生何大一（David Ho）。他当时正在接受内科住院医生培训，同时在寻找一个研究课题。1980年的医学界已经知道PCP并发KS的情况，一般只在免疫系统受损时发生。免疫系统的缺陷可以是先天存在的，也可以是后天获得的。已知的后天因素包括抗癌化疗药物和免疫抑制药物。
然而这个病人原来身体健康，没有先天免疫缺陷，也从未接触过可能损害免疫系统的药物。
此后的八个月里，洛杉矶地区的三家医院又收治了四名类似的PCP病例。和第一个患者一样，这四个病人都是原先健康的男同性恋者，都有吸毒历史，血液中的CD4 T淋巴细胞（辅助T细胞）——一种关键的免疫细胞——数目都远低于正常标准。这五个病人的病例报告在1981年6月发表以后，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
紧接着在纽约、旧金山以及法国的男同性恋人群中都发现了类似的病例，以致这种奇怪的新病症曾一度被称为“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综合征”。
在这场寻找艾滋病病原体的竞赛中，兼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病毒学家盖罗（Robert Gallo）。1980年，盖罗团队刚刚得到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了第一个人类逆转录病毒——1型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1）。盖罗也因此获得了1982年的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
蒙塔尼团队在他们关于LAV的早期论文中，报告LAV不能在体外培养的细胞中生长。而盖罗团队的第四篇文章则报告他们建立了一个细胞株，并且从不同的美国病人身上筛选到一批HTLV-3病毒，在体外连续培养的这个细胞株中生长良好，可以产生大量病毒颗粒。其中一株被命名为HTLV-3B。在盖罗看来，这是比发现病毒本身更了不起的成就。
专利官司虽然撤诉了，HTLV-3B病毒株姓美还是姓法的分歧却没有解决，样品混杂的乌龙出自谁家也还是个谜。在里根和希拉克达成专利协议的同时，盖罗和蒙塔尼也联合签署了一份共7页的文件，各自表述了对HIV的发现和血检技术所作的贡献，并保留意见分歧。二人承诺愿为攻克艾滋病共同努力，恢复了协作关系。
然而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只维持了两年半。
1989年11月19日，有个独立调查记者克鲁森（John Crewdson）在《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长达16页的调查报告，讲述HIV的发现经过。报告宣称盖罗的HTLV-3B就是蒙塔尼给他的LAV/BRU，字里行间或明或暗地指控盖罗涉嫌将法国人发现的病毒据为己有。这篇报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使盖罗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美国政府及国会因此对盖罗和波波维奇启动了前后共三次、历时整四年的调查。
HTLV-3B的来源确定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把源自法国的LAV/LAI当成源自美国的HTLV-3B，究竟是如盖罗所言的无心之过，还是如克鲁森所指控的蓄意盗窃？
四年的调查期间，NIH的科研诚信办公室派出调查人员，多次约谈盖罗本人、他的团队成员、以及其他有关证人，总时数超过一万小时。审阅的原始实验记录本，垒成一叠高达4米。
查出来的唯一不当行为，是波波维奇的实验记录不够准确完整，盖罗对此应负领导责任。此外，盖罗还根据这些不准确的记录，在所发表的论文中加入了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表述。波波维奇不服，提出申诉。直到1994年11月，一个上级审裁委员会才最终撤销了对波波维奇和盖罗的一切指控。
盖罗虽然清白得以恢复，却无意在NIH继续工作下去。1996年，他离开已经工作了30年的NIH，到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创建了人类病毒研究所，亲任所长至今，继续为HIV的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整个1980和1990年代，盖罗位列全世界科学家论文被引次数之冠。
2002年，为纪念世界艾滋病日（每年的12月1日），《科学》杂志邀请蒙塔尼和盖罗分别撰写一篇关于HIV发现历史的短文，一起发表。
曾经身不由己卷入漩涡激流中心的两位大师，度尽劫波之后，平静客观地回顾了各自二十年前的工作，并且充分肯定了对方的贡献。盖罗再次确认是蒙塔尼首先从艾滋病人体内分离得到HIV，蒙塔尼则重申是盖罗证明了HIV是艾滋病的病原体。两人还分析了各自实验室中发生的病毒样品混杂事件。此外，盖罗和蒙塔尼还联名发文一篇，共同展望了艾滋病治疗的前景。
作为20世纪医学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HIV的发现为蒙塔尼与盖罗赢得的荣誉无数，包括1986年与埃塞克斯三人分享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盖罗因此成为唯一两次获得拉斯克奖的个人。拉斯克奖常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蒙塔尼和盖罗也就成为众望所归的诺奖候选人。可是当2008年诺贝尔奖结果公布时，盖罗却名落孙山。
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和巴里-赛诺西因发现HIV而分享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另一半则被授予德国病毒学家豪森（Harald zur Hausen），后者的发现是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可引发宫颈癌。
盖罗的落选使得当年的医学奖评选结果成为史上最受争议的一次。106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在《科学》发表公开信，为盖罗鸣不平。
诺奖评选委员会则表示，选择获奖人的根据是谁第一个发现HIV，而不是谁证明HIV是艾滋病的病原体，也不是双方后来达成的分享专利权益的协议。盖罗本人简单地对落选表示失望。蒙塔尼则表示他对盖罗的落选十分意外：“证明HIV是艾滋病的病因至关重要，盖罗对此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为盖罗感到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