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职的申请之路，漫长而令人心焦。肇始于美国的一大套 tenure 体制虽然复杂熬人，但倘若得到严格执行，最大的获益者是大学和其内的各级学生。这套晋升体制给科研与教学带来蓬勃向上的发展之势。它让学校充满活力，进取精神到处弥漫。
大学的运行主要靠学生和教授，前者是“学而不厌”的者，后者是“诲人不倦”的者。清华大学历史上有名的校长梅贻琦（1889-1962），1931年在其校长就任典礼上，说过一句常被引用的话：“所谓大学者，非所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言道出教授，尤其是真才实学的教授，在大学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中国，正教授才被称为“教授”，而在美国，只要是助理教授，就被称为教授了，原因是“助理教授”属于教授的定义范畴，它是教授三个等级中的最低一级，晋升后成为副教授，再晋升后就是正教授。当年我刚当助理教授时，我的博士导师李天岩（1945-2020）教授在寄给我信的信封上，中间第一行就是“丁玖教授收（Professor Jiu Ding）”。我当时国内的习惯思维比现在多，觉得奇怪，也有点得意。
后来知道这是美国的习惯。
各个国家对大学教员的职称有不同的政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一本数学家传记《希尔伯特》（Hilbert）书中读到这样的一个描述职称的细节：十九世纪，一所德国大学的正教授名额极其有限，只有占位者退休或离校才能补缺。即便像希尔伯特和他早逝的亲密朋友闵科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1864-1909）如此杰出的数学家，也是等到前辈退休或跳槽后才能接班。这样做的好处是确保了教授的权威性。
如今教授职称“通胀”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职称升迁速度加快了，而且连加速度都不断地增加，尤其刚开始时对海归博士的高职称待遇令人羡慕。我在美国参加的第一个学术会议上，与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一位会员聊到他刚回到中国的博士一下子就是正教授，这让他“不可思议”，尽管这位弟子的成就深受他的夸奖。
当然，这些破格提升者都是公费留学生中的出类拔萃者。国家欢迎他们回国工作的特殊举措也是合情合理的。殊不知，在美国也有一些成就非凡的学者，博士毕业一、两年或三、四年，就被名校聘为正教授。但在正常情况下，美国的新科博士，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正教授，一路走过来，平均要花差不多相当于初等教育时间总长度的十二年。
现在的中国，正教授头衔早已是遍地开花了，连更高等级的“博士生导师”都比比皆是。二十二年前，当我在上世纪结束前的1999年八月正式晋升为正教授时，很庆幸自己刚四十周岁。但现在回国学术访问时，碰到的正教授三十多岁的不算稀奇。
在美国亦然。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助理教授晋升副教授及副教授晋升正教授的标准相差颇大，侧重点也不一样。前者主要的评估依据在于研究，但教学好坏也是重要的考察指标，而后者则重点检视教书成绩。
那么，美国大学教授的晋升体制，到底有哪些具体做法呢？当一个博士，无论是像我当年那样的刚出炉的新鲜货，还是那些已在学术舞台上经历过几年洗礼的博士后，只要拿到“准永聘”助理教授的正式位置，就迈出了通向永聘之路的第一步。美国所有行业中，只有大学教授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才有“永聘”一说，连美国总统顶多也只能再任一届。
从助理教授到拿到永聘资格的副教授，一般需要六年时间。之间的这几年是助理教授最为紧张、也最能出成果的“试用期”。这时候的他（她），如果跻身于一流大学的教师队伍，那就得像我小时候见到过的乡间水牛那样，早起晚睡地耕田耙地，辛劳备至。
这种试用期制，对于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才，只是小菜一碟。他们中的个别人中凤凰，甚至可以提前炒了校方的鱿鱼，被挖到顶尖大学，越级提升为正教授了。但是，对其他一些人，光能吃苦但运气不佳，可能还是解决不了升迁的大问题。
一旦助理教授工作到第六个年头的秋季学期开学，他们就要申请晋升副教授及永聘。递上的申请材料一般都有几英寸厚。除了罗列科研、教学及服务三大范畴所有成就的个人履历表及每年的年终业务小结外，还有发表论文的复印件和学生匿名填写的教学评价表。此外，系里也会请校外的三到五名本领域专家，提供独立的学术鉴定，因为这些人可能对申请者的论文质量和学术影响提供客观内行的专业评鉴。
晋升正教授的整个程序与副教授的相仿，但要求高多了。如果说部分研究型大学晋升副教授甚至不需要校外鉴定信的话，那几乎所有学校对升迁正教授则非要不可了，而且相关领域鉴定人的数目更多。
上面讲的这一大套美国高等教育严格实行的晋升体制，其最大的获益者就是大学及它旗帜下的大学生、研究生。这套体制给各大学的科研与教学带来蓬勃向上的发展之势。它让学校充满活力，进取精神弥漫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