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1922
演讲：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本文是1922年8月，梁启超在被其称之为“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科学社所做的演讲。虽然在此之前，欧游回国的梁任公因他目睹了一战对西方文明之破坏，以及受当时西方学界思潮的影响，而在他1920年所写的《欧游心影录》中反思过科学之于社会发展的能力限度，但及至这一演讲，梁氏已调整了基调，将其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的思考做了系统阐发，其中不乏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命运的批判和思考。
今日我感觉莫大的光荣，得有机会在一个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科学社的年会来讲演。但我又非常惭愧而且惶恐，象我这样对于科学完全门外汉的人，怎样配在此讲演呢？这个讲题——《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讲的。我记得科学时代的笑话：有些不通秀才去应考，罚他先饮三斗墨汁，预备倒吊着滴些墨点出来。
我今天这本考卷，只算倒吊着滴墨汁，明知一定见笑大方，但是句句话都是表示我们门外汉对于门内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羡、如何崇敬、如何爱恋的一片诚意。
近百年来科学的收获如此其丰富：我们不是鸟，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话……诸如此类，哪一件不是受科学之赐？任凭怎么顽固的人，谅来“科学无用”这句话，再不会出诸口了。然而中国为什么直到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直到今日依然成为“非科学的国民”呢？我想，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其一，把科学看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
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这句话要分三层说明：第一层，求真知识。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
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证：一、笼统。二、武断。三、虚伪。四、因袭。五、散失。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证，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说！若还舍不得吗？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最后还要补几句话：我虽然照董事部指定的这个题目讲演，其实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服这剂良药，只怕将来升天成佛，未知谁先谁后哩！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