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能成为世界学术界通行的权威标准，是人们主动自觉接纳的结果，从未依赖过任何行政指令。存在很多比滥用SCI指标影响更坏的问题和现象，如炮制水刊、论文代写代发、找人情托关系、项目结题放水、学位放水等等，有些现象还相当普遍。“两部文件”提出的参照“卓越期刊计划”目录来确定高水平国内期刊的意见，带有“帽子”评比的味道。基于项目立项数和经费数额来对科研成效进行评判不尽合理，也应受到抑制。
且这两项指标不能纳入国际评比，比SCI有额外缺陷。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科技部也单独发文（以下简称“两部文件”），规范SCI指标的应用，对学术管理和评价提出了很多指导性建议，目的是整顿学风，根本性推动科技发展。这个文件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笔者在此提出一家之言，以抛砖引玉。
SCI是个科技期刊文摘数据库。
每篇公开发表的论文的文摘信息都是免费开放的，包括标题、摘要、作者和参考文献列表等。SCI数据库收集整理这些信息，并且基于一些量化指标进行分析评估，向社会发布。其他类似的文摘数据库还包括EI、Scopus以及国内的CSSCI等。SCI及相关产品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学术量化评价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指标就是影响因子，用于对期刊进行打分排序。
SCI本是一个资本运作的商业化产品，今天能成为世界学术界通行的权威标准，是人们主动自觉接纳的结果，从未依赖过任何行政指令。这个体系一定有独到之处。SCI最大的优点在于其选刊的原则：“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在通用文摘数据库里，SCI的选刊标准最高，把控最严，因此能保持权威性，受到广泛认可。另一个优点是，SCI期刊目录是动态变化的。
只要期刊办得好，文章水准高，就能进入SCI；反之，则会被毫不留情地踢出SCI。SCI踢出期刊的主要原因有几种：1.学术水准严重下滑；2.没有严格执行同行评审；3.学术不端，通过强制自引等方式人为操纵影响因子。如果某期刊曝出一次负面新闻，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就可能被SCI踢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经过数十年发展，SCI现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量化科技评价体系。
基于量化指标对各种复杂现象进行计算分析与监测，是社会和科技发展信息化智能化的自然趋势。包括对科技效能的评价。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兴学科“科学计量学”。SCI就是科学计量实际应用的代表性系统。学术界通行的量化指标，如影响因子、他引次数、H指数、论文篇数等，有时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借助指标，有经验的同行可以凭直觉迅速判断一些情况。
例如：某人发表论文的篇数达到3位数，总被引次数达到4位数，H指数达到20，说明这个人属于相对比较资深的学者，所处的平台一般也不至于太糟；某人近几年每年都有几篇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发表在还不错的期刊，说明此人的工作状态在基础研究领域持续保持活跃；某人发表了不少顶刊论文，那么他很可能跟名师大组有密切关系，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
凭直觉判断一些情况，有时候是必需的，比如项目立项评审的时候，评委需要迅速对申请人的研究能力做出大致评估，既无时间也无必要深入阅读其代表作。即使不跟考核和利益挂钩，学者也会在意一些指标，这无可厚非。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同国际接轨，在越来越密切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过程中，这些通行的指标也是无法避开的。所以，要规范SCI指标的应用，遏制唯指标论的苗头，但不能轻易否定SCI和量化指标的作用。
存在很多比滥用SCI指标影响更坏的问题和现象，如炮制水刊、论文代写代发、找人情托关系、项目结题放水、学位放水等等，有些现象还相当普遍，这些都需要下功夫改正，短期内靠任何手段也不可能幡然整饬。政府部门即便要发文敦促改进，应该着眼多种指标的滥用和过度追求，而不是单单针对SCI，SSCI、A&HCI、EI和CSSCI等等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整饬学风，需要细化规范的问题还有很多。
首先，“帽子”也是一种指标，同样应该引起注意。实际上，帽子属于一种定性的、离散的静态指标，相较于定量的、连续的动态指标更为原始。
但从“两部文件”在以发表“三类高质量论文”（即“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衡量的期刊档次的划分建议中，要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的范围参照“卓越期刊计划”目录来确定，仍然充满了帽子评比味道。帽子最大的缺点是层级固化。就这一点而言，那些国际通行的定量指标显然更优越。
基于项目立项数和经费数额来对科研成效进行评判也应该受到抑制。因为这两者同样也都是指标，不能替代学术本身。获得项目资助只表示有合理可行的研究目标和计划，并不能说明已经做出了好的研究工作。结题评价才是更能说明问题的评测依据。同样，获得经费数额的多寡，也不能代表个人或者学术机构科研水平的高低和科研成效的优劣。在许多教授CV上经常出现的“获得经费XXX万”，格调也是不高，还带铜臭气。
比起SCI指标，项目立项数和经费数额这两项指标还有个额外缺点：难以纳入国际评价。
响应“两部文件”倡导，抑制科研管理考核中对各类指标的滥用，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毋庸置疑。按笔者的理解，“两部文件”是要对考核和评优避免设置任何硬性指标，不再简单数数。评奖评优，不单单以指标论英雄。
各类评审和考核，如硕士博士毕业答辩、出站考核、应聘考核、结题考核、聘期考核、职称晋升等等，以后都不再以文件的形式规定必需的达标条件。评优论指标，容易异化为指标竞逐赛。考核论指标，则会形成木桶效应，全都达到最低条件即可。但是，不规定必需的指标，不等于不再需要可见的成果，有可能实际考核标准会更高。将来，学位答辩的时候、项目结题的时候，应由申请人自述应予审核通过的理由，交给委员会评判。
科学研究本身就追求个性化发展。不设统一标准，将真正有利于百花齐放。但值得探索和注意的是，如何保证评判委员会的公正和水准？最后表达一个疑惑：细参“两部文件”的文意，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专注于高端科研攻关。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基层普通高校师生从事相对较低层次的科研工作，其价值将可有可无呢？这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疑惑。
普通教师，如要搞点自由研究，发几篇小论文，意思不大，不发也行；但要想做点扎实的工作，必须得跟大团队，跟着指挥棒走。这样好吗？笔者认为，基层普通高校师生从事相对较低层次的科研工作，形成科研平民化的态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国近几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科研群体规模的扩大、整体科研力量的壮大和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基础科学研究，逐步走出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少数象牙塔单位，推向普及，实现了科研层级下移。从事科研实践，对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取代。开展科学研究，既能锻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也能熏陶本科生的科学素养。从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来说，教书育人的环境需要营造一定的学术氛围。这主要藉由大学师生的科研活动、学术思考和交流来实现。
所谓的纯教学型单位，如果教师完全不搞科研，只专注教学，那么这样的高校，人才培养效果想必不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