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五年前脱离技术第⼀线，⼀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线，我已经61岁了。微软的董事⻓⽐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个60岁的⽼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尔·盖茨本⼈⼀定会在60岁之前退休。同样，让⼀个61岁的⽼者来领导⽅正也是⼀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创造⾼峰过去的⼀个科学⼯作者。
我在1954年进⼊北京⼤学的数学⼒学系。当时北⼤⾮常好，教我基础课的⽼师都是⾮常优秀的⽼师。
讲解析⼏何的⽼师是当时已是⼀级教授、中国最早的学部委员江泽涵先⽣；教数学分析的是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的科学院院⼠程⺠德先⽣，他当时是34岁年轻的正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教⾼等代数的是丁⽯孙先⽣，后来的⼈⼤常委会副委员⻓，当时他是⾮常优秀、出类拔萃的。我们那个时候的系主任段学复先⽣曾经准备拿6个⼈到清华把他换过来。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
北京⼤学应该继承优秀教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辈⼦终⽣受益的。
我们到了⼆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的⼀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好的学⽣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
当时输⼊⽤卡⽚或纸带，⾮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不⻅得有很多⾼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都不愿意报。我⼀⽣中第⼀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个重要的核⼼的想法是：⼀个⼈⼀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起，这是⾮常重要的。
我当时选择这个⽅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常需要这个。我⾮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年科学规划⾥，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常⾼兴，我觉得把⾃⼰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中第⼀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向。
第⼆个抉择，是1961年在24岁的时候，我做了⼀⽣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年搞硬件经验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动化——就是编译系统——这样⼀些领域来。
⽽且是确实做了⼀个项⽬，做了⼀个⼤的项⽬，当时是5000⾏程序，今天做5000⾏算⼩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的程序的确是⼤得惊⼈，好⽐现在的50万⾏差不多——5000⾏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因为没有那么多⼯具。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多岁的时候，决定锻炼英语的听⼒。
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家每天⽿朵⾥⾯听Radio Beijing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头没有什么⼈来锻炼听⼒。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的专业⽂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句⼀句地看，没法在⾥⾯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象看中⽂这样——当然永远达不到看中⽂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应能⼒总是提不上去。
我忽然想起了，应该训练听⼒，因为训练听⼒，⼤家都有这个经验，⼀句话听不⻅，有⼀个字稍微打⼀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了，这对锻炼反应能⼒是⾮常好的⼀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
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那时候叫Radio Peking，不叫Radio 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VOA是听不⻅的，⼲扰得很厉害，因为中⽂台和英⽂台是⼀个台，所以中⽂⼲扰，英⽂也⼲扰。只有英国的BBC全部是英语台，没有⼲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四年，⼀直听到⽂化⼤⾰命。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采⽤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由于我有数学的基础，⼜有软件和硬件两⽅⾯的实践，同时我⼜⽐较掌握英语（假如在⽂⾰以后，1979年⼀开始就考英语的话，我在北⼤也许是数⼀数⼆的，因为我已经有了听⼒的⽔平，到现在我当然属于中等或中上⽔平，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国外⼀次呆过⼀个礼拜以上，⽽且出国也⽐较少）。
在我作第四个重⼤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着急看⽂献。我不是中国最早搞照排系统，最早从事淘汰铅字的这项⼯作的，我是第六家，中国已经有五家，他们都⽤模拟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去情报所看资料的时候，⻋费单位不好报销的——我正在病休“吃劳保”，拿了劳保⼯资，只有四⼗多块钱，所以坐公交⻋到情报所就少坐⼀站，少坐⼀站就省五分钱。
资料复印也不好报销，有些资料就只好抄。
第五个抉择是在80年代初，致⼒于商品化、产业化，坚持不懈的⾛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上，今天⼈们都讲北⼤⽅正⼜有名⼜有利，不知道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商品，当时那种空⽓下，看不⻅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坚持不懈的⾛商品化、市场化。到1990年才感觉到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
第六个重要抉择，在1992年，开始花⼤的⼒量来扶植年轻⼈，让年轻⼀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在这⽅⾯，我们有很多的榜样。⽐如说，英国的卡⽂迪什实验室，出了25个诺⻉尔奖获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的传统。卡⽂迪什第⼀代主任是⻨克斯威尔，电磁波的发明⼈。第⼆代主任是瑞利，获得诺⻉尔奖，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瑞利曾经有过⼀段名⾔，他讲：“我到六⼗岁以后，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
”因为六⼗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且我们有很多例⼦说明，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新思想。他致⼒于培养⼈，让28岁的汤普森（就是发现电⼦的⼈）做第三任卡⽂迪什实验室的主任。汤普森继承了他这个传统，培养了七个⼈获得诺⻉尔奖。第四代出了卢瑟福，著名的原⼦物理的奠基⼈，他培养⼗⼆个⼈得到了诺⻉尔奖。
到了第五代，卡⽂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克，做了一件⼤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的⽅向关掉。但⼆⼗年以后，当初⼤骂布喇克的⼈认识到，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个趋向了，再要搞基本粒⼦需要投⼊⾮常昂贵的⼤型的加速器，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研究重⼼必然移到美国。布莱克看到了这种趋势，他赶紧抓住机会，⿎励年轻⼈开辟新天地，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所以实际上扶植年轻⼈是⼀种历史的规律。
第七个重要的抉择，就是进军⽇本市场。我们从国内发展到海外，永不满⾜是⼀个取得成就的巨⼤的动⼒。台湾地区最⼤的⽇报《联合报》，国⺠党的机关报《中央⽇报》，最⼤的晚报《⾃⽴晚报》，台湾地区的省报《台湾⽇报》，都⽤我们的系统。
我们进⼊台湾以后，就想能不能进⼊⽇本市场，⼀⽅⾯这个市场⼤得惊⼈，是中国市场的⼗倍，⼀⽅⾯⽇本的印刷⼜极端发达，它的彩⾊印刷的⽔平⽆与伦⽐，它可以在印刷⼚⾥⽤机器⼈，⼀⼤批的机器⼈，全部都是⾃动的。但是这么⼀个极端发达的印刷市场，很可爱的⼀点呢，就是他的出版软件并不先进，（笑）这就有我们可乘之机。
第⼋个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电业，这是1995年的⼀个抉择。⽅正⼀直靠出版市场赚钱。
虽然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市场，但是⼗年来我也⼀直忧⼼忡忡，10年我们主打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我⼀直苦恼的⼀个问题。我们的出版系统⼀直维持了⼗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年的兴旺，我们有没有新的⽀撑点？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个机会。1995年9⽉4⽇，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正合作，做动画制作。
他9⽉4⽇谈话，我9⽉8⽇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上产⽣两个想法：第⼀个想法，⽅正可望进⼊⼴电⾏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点；第⼆个想法，由此带来的⽆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批将才和帅才。从李岚清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电⾏业整个的领域，包括新闻采编播、⼴告制作和⾃动播控、资料检索、⾮线性编辑，以及电视台数字视频⽹络整体解决⽅案。
我相信今后⽅正⼴电⾏业的收⼊会达到、超过出版系统，⽽且会出现⼀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个很⼤的⽀撑点，⼀个很⼤的市场，充满前景的，充满挑战的，可以让⼤量的年轻⼈出成绩的领域。这是我第⼋个重要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