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底，天气寒冷多风，两名女子结束了她们的日常工作，走上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街道。当时经济大萧条正进入第四个年头，全国各地的银行都已歇业，这座城市主要的家具行业也垮掉了。珀尔·肯德里克和格雷斯·埃尔德林是一所国家实验室的细菌学家，她们利用空余时间看望生病的孩子，判断他们是否感染了一种潜在的致命疾病。
百日咳的影响对当今发达国家的大多数父母来说微不足道，但它曾经是对家庭生活的巨大威胁。
百日咳很难根据基本症状诊断出来。起初的症状似只是流鼻涕和轻微咳嗽。父母在照看婴儿床中的宝宝时可能会注意到其呼吸停顿，不过看到宝宝恢复胸口的平稳起伏后便会放松下来。医生也可能忽略这个细节，认为只是感冒而已，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一到两周后，轻微咳嗽开始转变为痉挛性剧咳，急促的咳嗽会导致呼吸困难，孩子不得不拼命喘气，此时空气进入喉咙时候会伴有尖锐的哮鸣声。
这种哮鸣声则是确切的诊断依据。直到20世纪中期，百日咳仍然没有有效的预防手段。这种病传染性非常强，一名感染了百日咳的孩子可能会传染班上一半的同学和他所有的兄弟姐妹。20世纪30年代初期，百日咳每年造成多达7500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婴幼儿。有的幸存者会遭受身体和认知上的长期损伤。这一切都因为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而发生了改变。
她们受雇进行医学和环境样本的日常测试，但对百日咳的研究成了她们的心头大事。
起初，她们几乎没有资金，常常在一位记者所说的“低矮破败的灰泥建筑”里工作到深夜。她们获益于研究团队的工作成果，这个团队的成员由她们精心挑选，在那个时代极具多样性。此外，她们还取得了公众的信任和热情支持。市政府和私人捐助者纷纷站出来，为她们的首次临床试验承担费用。医生、护士和普通市民一致提供帮助。孩子们的母亲不仅主动腾出时间帮忙，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作为试验对象。
资历较好的男性医生对此深表怀疑，但是在过去的30年里，其他研究人员屡屡失败，而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团队成功研发了首个安全有效的百日咳疫苗。得益于她们的创举，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死于百日咳的儿童人数大幅下降。1944年，美国医学会将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团队研发的疫苗列入了推荐接种的疫苗名单中。就在那个年代，美国的百日咳发病率因此降低了一半以上。
死亡人数从1934年（百日咳死亡病例最多的一年）的7518人降到了1970年代初的每年10人。在这段时期，肯德里克去了其他国家，将疫苗引进到墨西哥至俄罗斯这些地方，同样拯救了许多儿童的生命。
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在儿童早年注射许多不同针剂的“针垫效应”，当时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已经开始研制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混合制剂，这种混合制剂是疫苗的前身，接种该疫苗现在照样能保护世界上85%的儿童。
为让疫苗的接种标准化，肯德里克、埃尔德林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玛格丽特·皮特曼还制定出了一套流程，用于测试世界各地每批全细胞百日咳疫苗的有效性。这几名女性结束了过去摸着石头过河杂乱无章的情况，使百日咳的预防变得规范，可靠，高效——总的来说，更科学化了。
如果不是卡罗琳·夏皮罗·夏平（大急流城外的大峡谷州立大学的历史教授），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做出的贡献可能就被遗忘了。
20世纪90年代，她听到当地妇女谈论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实验室，于是对她们的故事进行了挖掘，最终写成文章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罗尼·克林顿·戈登是夏皮罗·夏平采访的已退休实验技术员之一，她是名非裔美国妇女，拥有家政学和化学学士学位，但无法在大急流城找到营养师的工作。用人单位对她的资历表示欣赏，但解释说他们不认为厨师会听命于黑人妇女。一位朋友向肯德里克提到她的处境，肯德里克给她提供了一份实验室的工作。
一天早上，戈登在进入工作时想“今天会是个好日子”。她开始一个个地检查咳碟——然后突然间就找到了（百日咳菌株）。“我的天哪，它（菌株）又大又清晰”，戈登后来在描述细菌侵蚀周围培养基中的血液产生的晕圈时如此回忆道。“它就像在跟我说：‘我在这儿’。”她把那个咳碟拿给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看，“她们对它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检测——太好了，我们要找的菌株就在那儿。”戈登说道。
关于戈登的贡献的记录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和其他在实验室留下名字的人一样，戈登很感激能参与这项拯救生命的工作。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都终身未婚。几十年来，她们一同居住在某个旧苹果园中一个舒适的四居室房子里，这个地方面位于山顶上，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她们有着相同的休闲活动：阅读，园艺和观鸟。她们养了宠物，还经常一起去旅行。雷德兰曾与她的姑姑（埃尔德林）和肯德里克在她们密歇根湖边的小木屋里待过一段时间。
她说，有一次，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在那里招待了她一个月，试图阻止她在19岁时结婚（但并没有奏效）。这两名妇女互相照顾。埃尔德林在试图修理一台工作中的空调时，曾失去一根手指。肯德里克帮她裁剪手套，把手套多余的部分缝合起来。雷德兰告诉我，“她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生活，我觉得她们都没有朝彼此说过一句伤人的话。”
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关系是否超越了同事和挚友？
在当时，靠着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的单身职业女性居住在一起是常见的事。在研究过程中，夏皮罗·夏平采访了一位名叫露西尔·波特伍德的化学家，她20世纪40年代曾在实验室工作过。夏平向她问起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关系，已经80多岁，听力困难的波特伍德对着夏皮罗·夏平的录音机大声叫道：“我是女同性恋，如果那些女孩子们有什么情况，我肯定会知道的。”无论怎样，她们的私生活是她们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
还有另一个原因让两位如此重要的医学先驱被历史忽视。这与疾病预防的矛盾本质有关：如果某种疫苗或其他卫生保健措施能够预防疾病，这会导致人们忘记它所预防的疾病本身。如此一来，疫苗本身就成为众矢之的。这时候，疫苗的副作用，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似乎都比疾病更糟糕。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研制的疫苗安全性也受到了质疑。
范德堡大学百日咳专家德克表示，疫苗引起了发热和注射部位反应，少数情况下还会引起暂时性的神经系统问题。反疫苗人士指责该疫苗会引起更为严重的不良反应，不过一项科学审查反驳了大部分指控。随着时间的推移，疫苗的质量得到稳步提高，不过即使是在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那个年代，接种疫苗也比冒着得病的风险要好得多，然而公众的信任受到了动摇。
1997年，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取代了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使用的全细胞百日咳疫苗，这种疫苗仅含有原先3000多种抗原的少许成分。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只能提供几年时间的强力保护。随着病菌对疫苗抗药性的增强，无细胞百日咳疫苗的短暂保护性导致美国百日咳疫情再起。贫穷和中等收入国家疫苗接种不足也导致疾病持续存留，造成每年约16.07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死亡人数可能还会继续上升：2020年约有2300万名儿童错过了接种百日咳疫苗的机会，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中断。
这些问题很快就能得以解决。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员洛赫特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全细胞疫苗，最早将于今年进行第三阶段的试验。洛赫特是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的忠实崇拜者，但是他的疫苗不同于前辈的作品，是由经过基因改造过的无害活细菌制成，而且是鼻喷式（而非注射到手臂上）疫苗。除了更容易管理和能避免针头恐惧之外，该疫苗不需要冷藏，这在偏远或贫困地区是优势。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洛赫特的疫苗最快将在三年内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曾开展午夜工作的实验室正面临困境。这是疫苗成功伴随而来的另一个矛盾：由于医学进步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从天花到小儿麻痹症等许多曾经常见的疾病，政府理所当然地削减了公共卫生预算，裁撤工作人员。在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和2015-2016年的寨卡病毒疫情中，应急资金为工作人员处理危机提供了帮助。但是当疫情的恐慌消失后，资金也随之撤离。
当新冠肺炎病毒来袭时，工作人员需要引入安全措施，快速开展测试，或者接种不曾存在的疫苗。“我们不断地应付一个又一个危机，并不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一直被需要的。”密歇根州前任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弗兰西斯·波奇·唐斯说道，“我们会对一个消防部门这么做吗？”
美国国内对疫苗怀疑态度的高涨意味着疫情反弹。本世纪美国百日咳报告病例已远远超出两倍，从2000年的7867例到2019年的18617例，其中有7人死亡。
虽然患病人数远低于1932年的215343例（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也在这年开始了研究），但这对于社区公共卫生工作而言是有力的论据。这项工作由由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开拓，它建立在孩子的父母以及当地官员的信任之上。1980年，肯德里克去世后，她的同事理查德·雷明顿估算，仅在美国，百日咳疫苗就拯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全世界至今也许是数千万人了。“如果没有珀尔·肯德里克的疫苗，很多人可能都活不到现在。
”雷明顿在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简报上写道。“举个例子，你我都做不到……预防疾病的有着统计学意义和流行病学的成就。新闻的价值和人们的利益在哪里？”
当然，新闻价值对肯德里克和埃尔德林而言意义不大。她们只希望能拯救孩子们的生命。实现这一目标后，她们甘愿被遗忘，但是我们应该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