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957年，美国发⽣⼀场关于量⼦⼒学诠释的论争。⼀位教授发现冯·诺伊曼关于量⼦⼒学数学基础的证明中存在问题——论证并不适合玻姆的隐变量。⽽后者的理论并⾮主流，甚⾄作为当时物理学界领袖的奥本海默主张忽视玻姆。那场争论只留下了纳什写给奥本海默的⼀封信。第二次世界⼤战前不久，⼀个名叫马克斯·德莱斯登的年轻⼈离开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前往美国安娜堡的密歇根⼤学攻读博⼠学位。
在泡利与海森堡的⽼校友奥托·拉波特、“电⼦⾃旋”的发现者荷兰⼈塞缪尔·古兹密特以及乔治·乌伦贝克（由于希特勒的迫害，他们全去了美国）的领导下，安娜堡很快变成了年轻物理学家们的向往之地。德莱斯登从此永久定居在了美国，在纽约州⽴⼤学⽯溪分校，他将成为⼀个在25年⾥为⼤家所钟爱的知名⼈⼠。在那⾥，他写了⼀本关于玻尔的“红⾐主教”——克拉默斯的传记，书中讲述了伟⼤的量⼦物理时代的精彩故事。
这是⼀本不同寻常的书，因为主⼈公在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们不断取得丰功伟绩的同时，却三番五次地遭受挫折——克拉默斯差点就发现了矩阵⼒学、狄拉克⽅程和量⼦电动⼒学，但每⼀次，都没能成就富有想象⼒的最终飞跃。在1952年，德莱斯登当时是堪萨斯⼤学的⼀名新任教授。由于爱说笑话，以及对物理、艺术和⽂学有着⼴泛热情，⼤家都很欣赏他。这时，学⽣们向他介绍了戴维·玻姆的论⽂。
德莱斯登起初告诉他们：“哦，可是，冯·诺伊曼已经表明……”但学⽣们是如此着迷，所以他也读了这篇论⽂。德莱斯登很奇怪⾃⼰没能及时发现这个致命的缺陷。他又回去读了冯·诺伊曼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德莱斯登开始明⽩冯·诺伊曼的论证不适合波玻姆的隐变量。德莱斯登去征求奥本海默的意见。奥本海默没有读过这篇论⽂，他说：“我们认为这是⼀个幼稚的异端，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然⽽，当德莱斯登说这个问题让他很困扰的时候，奥本海默提议，让德莱斯登在普林斯顿⾼等研究院召开⼀个关于玻姆理论的讨论会。结果表明，这次研讨会是⼀次离奇的经历。派斯也将玻姆的研究称为“幼稚的异端”，也有⼈说它是“公害”。⽐起讨论玻姆的物理学，⼈们更喜欢指责他是“同路⼈”——可是，德莱斯登仍然在⼀⽚鄙夷声中讲述了玻姆的理论。期间，有⼈提出了⼀些有关玻姆物理解释的难题，这些难题就连提问者⾃⼰也解答不了。
奥本海默做出总结：“如果我们不能驳倒玻姆，我们就要⼀致忽视他。”奥本海默的这个指令在物理学家中⼏乎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反⽽是⼀名数学家要和他对抗。他就是“悲剧⼈物”约翰·纳什（电影《美丽⼼灵》的主⼈公）。纳什已经于1949年底在普林斯顿⼤学做出了⾃⼰最好的成就——⼀个有关博弈论的发现，称为“纳什均衡”。⽽那时候，玻姆还在量⼦理论的奋⽃中原地徘徊。
10年之后，在普林斯顿⾼等研究院，纳什与奥本海默进⾏了⼀场关于量⼦论的论战。这位数学家通过阅读冯·诺伊曼的名作（德语版本），已经弄明⽩了量⼦论。关于这次论争，留下来的只有纳什在1957年夏天写给奥本海默的⼀封信。他对⾃⼰曾经盛⽓凌⼈的态度表⽰歉意，但也表达了对“⼤多数物理学家（也包括⼀些研究过量⼦理论的数学家）”的失望。
他发现这些⼈“态度⼗分固执”，他们视“每⼀个怀有质疑态度或信任‘隐变量’的⼈……为愚蠢或⽆知的⼈”。就这⼀点，读⼀下海森堡写于1925年的关于矩阵⼒学的论⽂就很清楚了，纳什说：“对我来说，海森堡的论⽂⼲得最漂亮的地⽅就是对可观测量的限定……我想为不可观测的实在找到⼀个不同的、更让⼈满意的深层景象。
”纳什的传记作者西尔维娅·纳萨尔这样记述：“数⼗年后，纳什第⼀次与精神病医师交谈时提到，他将引发⾃⼰精神疾病的祸⾸归于解决量⼦⼒学⽭盾的欲望。他在1957年夏天着⼿做这件事，‘可能做得太过⽕了，⼼理上产⽣了波动’。”1958年2⽉，纳什⼀贯的古怪⾏为严重到了令⼈恐惧的地步，从此，他踏上了疯癫的漫长历程。⼏⼗年后，他又慢慢恢复了⼼智，还奋⼒攀上了1994年诺贝尔奖的顶峰。
该奖项是基于他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发现的“纳什均衡”⽽授予他的。看上去，量⼦论⼏乎已经击溃了玻姆，但故事尚未结束。他的理论不会像纳什的理论⼀样有重⼤的反复，但在⼀个遥远的国度，在⼀位不知名的物理学家⼿中，它将展现为贝尔定理中神秘⽽精确的不等式——⼀个被证实⽐均衡更重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