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务劳动引发的纷争是中国人离婚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还出现了女性离婚时要求家务补偿的新闻。许多文章也在呼吁和倡导男女均摊家务，以减少家庭矛盾。事实上，家务劳动除了我们常常谈论的体力劳动，还包括认知劳动这一维度。哈佛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抽象、分散、无时不在的认知劳动可能是夫妻间冲突的重要来源。
提到家务劳动，人们往往会想到诸如做饭、打扫和购物等一系列体力劳动。而近年来，脑力工作和脑力负荷等概念开始在大众媒体中引起关注。虽然学者们对家庭内部的体力劳动及其性别分工做了大量研究，相关的社会学文献并未系统地从认知层面理解家务劳动。有研究用“家务管理”一词概括此类活动，但却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或深究其本质，而是将这些所谓的“管理任务”与体力劳动相提并论。
意识到这一问题，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Allison Daminger提出了“认知劳动”，用来指代家务劳动的认知层面，并展开了相关研究。已有的定性研究发现，在美国社会，男性和女性家务劳动的最大差距不在于做饭或子女照料，而在于管理活动。即使在共同分担家务工作和育儿任务的夫妻中，女性也更有可能对结果负责、提醒伴侣完成任务、进行协调和监督工作等。
学者开始用创新性的时间利用研究来量化两性在家务劳动上的差异。Lee和Waite发现，美国女性脑力家务劳动的时间比男性多：女性每周花费3.1小时，男性则花费2.3小时。Offer和Schneider发现，总体来说，尽管母亲们用于处理多重任务的时间更多，但在所有多重任务处理中涉及脑力劳动的占比和脑力劳动关注家庭事务的频率这两方面，并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与Offer和Schneider的研究略有不同，另一系列研究表明，不论实际的工作时长，女性往往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时间更长，休闲时间更分散，或者承受更大的时间压力。
为了更系统地研究认知劳动及其性别差异，Daminger对居住在波士顿地区的35对中上层阶级夫妇进行了共计70次访谈。她通过三种途径招募参与者：邮件列表和波士顿地区父母们的Facebook群组；自己的扩展网络；受访者的推荐。所有受访者均已婚，年龄在25-50岁，至少持有学士学位，且与一个或多个5岁以下的孩子生活在一起。
Daminger分别对丈夫和妻子进行了单独访谈，但尽量将其安排在同一天。她首先请受访者记录自己在过去24小时内所做的所有与家庭或孩子有关的决定，据此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问。在访谈中，Daminger要求被调查者详细地描述各项活动，并且提问了一系列不定期发生的事件，例如上一次建造房子，修理汽车或度假等。最后，她询问了受访者对家庭中理想的和实际的认知劳动分工的看法。
Daminger采用开放式编码来分析资料，最终识别出了认知劳动的9个领域和4种类型，前者包括做饭、照顾孩子、后勤/日程安排、清洁/洗衣、财务、社交、购物/采购、家庭/汽车维护、旅游/休闲，后者包括预测需求、确定备选方案、做出决策和监控进程。认知劳动被Daminger看作一系列的预测、识别、决策和监控活动。Daminger注意到，认知劳动具有3个关键特点。
其一，认知劳动对于劳动者以外的人来说常常是不可见的，旁观者注意到的往往是实质结果，而非促成它的脑力劳动。这一特点可能会产生配偶间的矛盾冲突。认知劳动者认为自身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而伴侣则难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总在抱怨自己太忙。其二，即使是劳动者本人，也很有可能意识不到认知劳动，因为它植根于习惯和思维模式中，或是作为与其他工作并行的次要活动存在。
其三，认知劳动往往是分散或抽象的，这使得它带来的贡献难以被识别。认知劳动没有明确的时间或空间界限，因此可能干扰到个人的有偿工作或休闲时间，比如人们可能会在工作时或休闲时突然想起还有一件家务劳动尚未完成。通过比较男性和女性的认知劳动，Daminger发现认知劳动是性别化的。总体来说，女性的认知劳动负荷更大。
在9个认知劳动领域中，有6个在大多数夫妇中是女性主导的，其中后勤/日程安排、照顾孩子、社交这3方面尤为如此。从认知劳动的4个组成部分来看，女性均在不同程度上付出了更多。大部分预测和监测工作是由妇女主导的，而决策和识别方面的性别差异相对较少。在4个认知成分中，决策活动最便于参与者施加权力、产生影响，是与权力和影响力联系最紧密的环节。
可见，男性并非完全放弃认知劳动，而是倾向于以最大化权力与劳动之比的方式参与其中。Daminger的研究发现揭示了母亲/妻子和父亲/丈夫角色之间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却被忽视的来源：两性在认知劳动的质与量上的差异，为未来的家庭劳动分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