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剂真能治病吗？
揭秘安慰剂效应（二）
研究已经证实，安慰剂效应可以调节免疫反应，增强抗感染能力；“乐观的癌症患者活得更久”，也确有其事。今天我们就讲讲安慰剂是怎样通过＂欺骗＂大脑里的奖赏系统，来发挥治疗效应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医学院的比切尔医生在前线野战医院中观察到，紧急情况下有人用生理盐水代替吗啡止痛，居然获得成功。受此启发，战后他与同事开创了对安慰剂效应的科学研究，证明了安慰剂的疗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病人的主观臆想。比切尔等人的工作直接导致美国新药审批标准的重大变革，以及为了淘汰无效药物而对现有药品市场的大清理。
疾病和创伤的各种症状中，疼痛或许是最普遍的一种。也许正因为如此，“病痛”常常被作为“疾病”的代名词。比切尔等人早期的安慰剂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它对疼痛的作用。他们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安慰剂的确有可能像止痛剂吗啡一样减轻痛感，但没有真正回答这是为什么。事实上，尽管吗啡在临床上早已作为止痛剂使用多年，医学界也完全不知道它的作用机制。直到1970年代以后，随着脑神经科学的发展，这一问题的答案才开始浮现。
1975年，苏格兰的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大脑本身也可以产生一类作用与吗啡相似的物质，称为内啡肽，其英文原名endorphin就是“内源性吗啡”（endogenous morphine）的缩写。内啡肽和吗啡一样，可以结合到鸦片类受体上，发挥止痛作用，造成欣快感。换句话说，它是我们的大脑自行产生的止痛剂。
由此看来，识别内啡肽的受体被命名为“鸦片类受体”，实在是本末倒置，这受体本是造物主设计出来识别内源止痛剂的，吗啡只不过是鸠占鹊巢罢了！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有个神经生物学家莱文（Jon Levine），猜测安慰剂的止痛作用可能与内啡肽有关。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设计了一个实验。莱文找来两小时前刚拔过牙，正在经历疼痛的病人，首先给他们注射一针安慰剂，但告诉他们打的是止痛剂。
注射后有一些病人的疼痛没有改善，另一部分病人疼痛减轻。我们已经知道，这些疼痛减轻的病人就是安慰剂应答者，安慰剂效应在他们身上发挥了作用；而疼痛没有减轻的病人是安慰剂不应者。
接下来就是这个实验的关键部分。研究人员给所有病人再注射一针，这次用的是纳洛酮。注射以后，安慰剂不应者的疼痛没有恶化，表明纳洛酮本身不会造成疼痛；而安慰剂应答者的疼痛则明显加剧，达到和安慰剂不应者相同的程度。这一结果表明，安慰剂效应被纳洛酮消除了。
1978年，莱文以“安慰剂止痛的机制”为标题，在《柳叶刀》发表了他的发现。莱文的结果很快被其它研究团队证实。这一工作的划时代意义在于第一次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了安慰剂效应的物质基础。莱文的同行曾经这样评论:“安慰剂生物学由此诞生。”
大脑的奖赏系统随着脑神经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采用了正电子断层扫描（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非侵入性的影像技术以后，可以在无创的条件下实时观察人脑皮层各部分的活动情况，神经生物学家已经能将大脑中掌管记忆、情绪、语言等不同功能的区域直接定位到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这些研究发现，除了内啡肽，大脑还能产生其它一些类似的、具有治疗作用的内源激素，分别通过相关的特异性神经控制回路发挥作用。
大名鼎鼎的多巴胺就是这类激素中的一个。
2001年，加拿大神经生物学家斯托赛尔（A. Jon Stoessl）用接受治疗的帕金森症病人进行了一项双盲对照试验，在实验过程中采用PET扫描，直接观察大脑内部受损的多巴胺活性区域发生了什么变化。结果发现，安慰剂能显著增加受试病人内源多巴胺释放的水平。
2016年，以色列的一组神经生物学家精心设计了一项用小鼠进行的实验，人为刺激小鼠大脑的奖赏系统，然后检查小鼠抵抗细菌感染的免疫功能是否发生变化。实验的第一步，是给小鼠大脑中负责合成多巴胺的神经细胞装上一个开关，让研究人员能控制细胞释放多巴胺。这个开关是一个特别设计的蛋白质分子，横跨细胞膜的两面。露在细胞外面的一端是一个受体，可以识别一种名为CNO的药物分子。
一旦有CNO结合到受体上，即可触动开关，细胞膜内侧的开关另一端就发出刺激信号，使细胞产生多巴胺。
2018年，同一组研究人员又发表了另一篇重量级文章：他们采用类似的实验系统，在带有肺癌和黑色素瘤的小鼠模型中，通过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增强了免疫系统的抗肿瘤功能，使癌瘤缩小。虽然相同的实验不可能在人体中进行，这个动物实验的结果已经很好地解释了临床上观察到的现象：乐观的心态有助于延长癌症患者的存活时间。
这些成果表明，安慰剂效应是以大脑奖赏系统的激活为基础的。大脑本身的结构与功能为安慰剂效应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医生在临床实践中能否利用这一条件来增强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