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蔓延的多种焦虑，都与“出身决定论”的威吓有关。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吗？是否还存在所谓的“逆袭之路”？唐朝诗人的成就排行榜能为今天的学术创造提供什么借鉴？
知识社会学里有一个著名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出身决定你未来的眼界和成就。这种认知定势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清理，那么势必会造成：那些初始条件差的人感觉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从而开始懈怠，最终被彻底锁定在弱势地位上，进而助推社会固化的速度与程度。
我们不否认初始条件对于未来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吗？是否还存在所谓的逆袭之路？由于当代是一个超级功利主义时代，这种文化背景会影响我们对命题的客观分析。基于此，我们尝试回到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里，通过考察那里的人的出身与成就的关系来重新检视这个被奉为知识社会学圭臬的魔咒命题。
我们选取《全唐诗》的作者作为分析样本，这样做有三个好处：首先，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比较开放自信的时代，人们的观念与行为选择更加自然；其次，《全唐诗》所选取的作者的成就已经被当时的专家认定，这样就可以免去对于诗人成就认定的分歧；更为重要的是，诗人样本比较齐全，数据的丰富度可以充分满足分析的需要。
公开资料显示，《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汪绎、俞梅、徐树本、车鼎晋、潘从律、查嗣瑮10人奉敕编校的，按康熙的说法，“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
近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
唐朝历时289年（618-907），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之一，为了从宏观上展现唐朝的文化盛况与诗人成就，我们以平冈武夫的数据为准，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如下一组数据：1、入选《全唐诗》的诗人，人均产出17.2首/人（49403首/2873人）；2、唐朝年均诗歌产量：171首/年（49403首/289年）；3、唐朝年均涌现的诗人数：10人/年（2873人/289年）。
这组数据充分证明以唐朝作为我们分析的样本是合适的。
我们以诗歌产出量作为衡量诗人成就的指标，选取了《全唐诗》中产出量排名前100的诗人得出一个Top100排行榜，上榜者占全部诗人的3.5%（100人/2873人）。根据统计结果，诗歌产出排行榜中排名第一的是白居易，诗歌数量为2642首，紧随其后的是杜甫（1371首）和李白（1180首），第100名为崔湜，诗歌数量为39首。
我们把家庭状况分为三类：富、中、贫，图2是我们对Top100诗人家庭状况的统计结果。根据图2，可以清晰看出，作品入选《全唐诗》最多的前100名诗人里，出身于富人家庭的仅占12%，出身于中产家庭的占41%，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占47%，后两者合起来占总数的88%。
我们再进一步缩小样本范围，看看在最优秀诗人集合里的那些超级诗人的出身是否还符合这个比例。我们把诗歌产出量在200首以上的诗人称作“超级诗人”，这个集合共包括52人。图3显示，在诗歌产出200首以上的52个超级诗人中，属于富人家庭出身的仅占15%，属于中产的占39%，属于穷人家庭出身的占46%，后两者合计共占85%。
结合这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出身背景不妨碍诗人未来成才。
社会存在的第二个构成要素是出生地域，那么地域的差异是否会影响诗人未来的成就呢？我们分析了产出量TOP100诗人的籍贯，可以得到如下结果：唐朝高产诗人中籍贯位于河北、河南、山西与陕西四省的比例合计高达51%，如果再加上安徽、甘肃、山东和江苏，就有68%的诗人出生在偏北方的省份（广义的北方区域）。由此可见，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对诗人未来成就的取得有重要影响。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2：地域差异直接影响诗人未来的成就。
构成社会存在的第三个维度是诗人的寿命。对此我们再统计一下排行榜中诗人的寿命分布状况。排行榜前100名诗人的平均寿命为59岁（少数年龄不详者取50岁），具体分布见下图：从图6中可以看出，51-70岁这个区间集中了47%的诗人，接近排行榜总人数的一半。
我们再来看一下52名超级诗人的寿命，他们的平均年龄为61.75岁，与之对比，Top100中其他48名诗人的平均年龄为56岁，两者相差了5.75岁，这是一个不小的差距。在年平均产出上，超级诗人年均产出7.75首，另外48名诗人年均产出就只有1.92首了，前者是后者的4倍。
结论3：高产与高龄高度相关。
但是，毕竟人的寿命与经济条件等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高产诗人会不会终究还是得益于其出身呢？这就要检验一下家庭背景的差异是否影响了诗人的寿命。从图8中，我们可以清晰发现，家庭状况直接影响诗人的寿命，贫与富之间相差了7年。
那么家庭状况是否影响诗人的产出呢？我们还以超级诗人为样本进行分析。从图9中可以看到，家庭状况直接影响总产出，家境贫穷与富裕之间使得平均产出上相差了96首，这是很大的差距。
结论4：知识生产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
通过对唐朝诗人产出状况的分析，我们大体上得出如下一些结论：知识的产出与家庭状况、地域发展程度与社会的稳定度高度相关，支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知识社会学命题。尽管我们并没有找到预期的取得成就（知识生产）的逆袭之路，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贫富的初始条件并不妨碍个人最终成才。
唐朝已经和我们这个时代相距很遥远了，社会存在的基本维度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各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的程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1930-2002）的观点，个体成就（资本）总量=继承的资本+获得的资本。在唐朝的时候，这个个体资本总量或许就是一个简单的加和关系，而如今很可能已经演变成乘数关系，即个体成就（资本）总量=继承的资本*获得的资本。
好在，信息化时代，个体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成本与唐朝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人均寿命也普遍延长，这些都是有利的变化。当初始差距被现代技术迅速放大时，马太效应就会（正在）成为吞噬一切的怪兽。而本研究得到的四个结论对建设整个社会知识生产的支撑条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
当下中国正在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创新驱动的基础在于知识生产，这就要求我们当下必须尽快让中国人富起来，进一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营造一个稳定、宽松、友好的社会环境，在最大限度上释放中国人被埋没的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