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神探”李昌钰被诉提供伪证案引发全球热议。对于法医这个高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行业而言，造成冤假错案并不一定需要法医主观造假，技术的缺陷同样足以导致法官误判——而我们通过影视剧熟知的许多看似可靠的刑侦手段，包括指纹核验、笔迹核对，实际上都存在巨大技术缺陷。
1985年12月的一天，美国康州的退休司机埃弗里特·卡尔在自己家中被发现遇害，现场惨不忍睹，据说卡尔被捅了20多刀，还被割喉，头部被钝物击打了7次。之后有两位年轻人被认为是杀害卡尔的凶手，各自被判刑50余年。尽管现场遍布血迹，但警察没有在两个嫌疑犯身上发现任何血迹。有⼀位法医作证说，他们在现场的一条毛巾上检测出了血迹，嫌疑犯可能是用这条毛巾擦拭自己，所以没有留下血迹。
两位年轻人在服刑30年后先后于2018和2019年保释出狱，整个服刑过程中及出狱后，证明无罪的努力一直未曾中断。其辩护律师指出案件侦破过程的漏洞，同时也给出了一些新的证据，比如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在现场发现的、可能是凶手的DNA很可能来自一位女性，而且现场发现的足迹很小，与任何一位犯罪嫌疑人都不符合。2020年法官撤销了两人的谋杀罪指控。
紧接着，两人提起新的诉讼，将当年作为重要证人的法医、8名参与该案的警察还有地方政府告上法庭。
这就是美联社等诸多媒体最近报道并引发热议的华人“神探”李昌钰被诉造假案，李昌钰就是那位发现毛巾证据的法医，不过当时他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名气。法官认为这是一场冤案，李昌钰对此负有责任，而李昌钰和其律师则明确表示会继续为自己申辩，最终结局如何尚未可知。
这并不是第一起法医被指控造假的案件，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起。实际上，对于法医这个高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行业而言，即便造成了冤假错案，也并不一定需要法医主观作假，技术的缺陷同样可以导致误判。
法医学未必都“科学”。7月28日，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了李昌钰和地方检察官的声明。根据李昌钰的声明，问题的焦点主要在于他当年对那条毛巾的鉴定。李表示他的工作仅仅是“在法庭上陈述我的科学发现，确定要用哪些证据和问证人是律师及法官的职责”，毛巾有血迹的化学测试对两位嫌疑犯“参与此案没有直接的指控作用”，他自陈当时还提供了嫌疑犯无罪的证据，所以即便最后被认定是错判，他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FBI显微镜毛发分析：在2000年之前，法医对犯罪现场的毛发鉴定依赖于显微镜观察。该技术的支持者声称特定的毛发特征与人体身高等外貌体征有关。但随着对该技术的质疑增加，以及新的线粒体DNA鉴定技术的引进，一个致力于为错误定罪的人工作的非盈利组织“清白项目”开始为以往通过毛发分析定罪的人翻案。
最终，FBI、美国司法部等组织联合对2000年之前的一些毛发分析报告进行了审核，发现绝大部分存在错误——由FBI当作证据提交的268份报告中，257份存在错误，占比96%。
毛发显微镜分析的不可靠主要在于很多人的毛发在显微镜下其实是很相似的，这就很容易将不相关的人联系起来，将本该无罪的人定罪。这些不科学和错误的法医报告究竟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很难复查清楚，拿美国来说，当年可以追溯到的报告多达3000余份，但直到2015年3月，FBI也不过审核了其中的500份报告。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被当成金标准的高精度技术，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DNA鉴定技术，会受到样本限制、数据库完整度等多方面的影响。昂贵的检测费用也限制了其应用，一个完整的DNA鉴定可能最高耗费5万美元。既然有这么多并非无懈可击的刑侦技术，读者难免担心司法实践中的公正性。
实际上，警方和法官从来不能依据单一证据定案，包括中国在内，从法理上说，所有来自法医及其它渠道的物证都需要经过核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可以对当事人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