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医学院教授张林琦团队在Science杂志发表社论《中国高校感染艾滋病毒学生数量“飙升”》，描述了我国高校令人担忧的艾滋病毒传播状况，介绍了这一现状的复杂性，以及政府和高校管理者为此做出的努力。今天，该文章的第一作者为大家分享了当前艾滋病防控所遇到的问题，分析了可能的原因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希冀。
在这里，我们呼吁，政府、医务、教育工作者及高校携手并肩，加强学生防艾意识和行动落实，营造友好关怀的社会氛围；高校学生可以主动获取艾滋病防治的相关知识，自我保护、自愿发现、如有需求，尽早寻求帮助。觉醒和决心，是高校防艾的利器。
艾滋病是危害人体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传染性疾病。
自1981年法国和美国科学家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广泛地流行和蔓延，已经成为全球最关注的公共卫生和社会热点问题。1989年，我国报告首例本土艾滋病病例以来，到今年正好三十个年头。三十年间，我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发生几个转折，从传统的静脉吸毒和非法血供传播，到异性传播主导，再到同性传播比例大幅增加。如今，更多的一般人群可能面临着艾滋病的威胁，比如高校学生。
2017年世界艾滋病日之际，中国疾病控制中心（CDC）高福主任揭露了“在过去几年中，大学生中报道的艾滋病毒感染病例数一直在增加”的残酷事实；无独有偶，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也于2015年报道称“近三年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增长幅度接近30%甚至50%”。其中，男男同性恋感染者占绝大多数。大学生感染严重危害当事者和在校学生的生理和精神健康，使学生健康管理面临严峻挑战。
原因为何？其中之一可能为缺乏有效的性教育。当代大学生是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每年约1600万的出生人口中，经过高考的磨练，只有约6-7百万有幸被大学录取。身处象牙塔的他们，在“蜜罐”中长大：父母竭尽全力为孩子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学校全心全意为学生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然而，在追求好成绩的道路上，损失的是性教育的不
足或缺失。
近期几篇调研表明，大约一半的大学生未接受过性教育，这远远低于“义务”性教育的预期。我们的社会普遍很少触及性的话题，认为它极其敏感又私密，因而在我们有限的、不充分的性教育中，往往将道德绑定在“标准”的异性恋的框架上，缺乏对于自身以及他人性取向的认同感。此外，性教育中很少涉及性传播疾病的基本认知和预防措施。有研究发现我国的大学生对于艾滋病的基础知识、传播方式、防护意识等方面得分低于美国的华裔大学生。
尽管性教育仍有不足，但性态度愈发开放。20世纪80年代始，由于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我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对性的态度和行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包括婚前性行为、随意性行为和同性恋行为等，年轻一代尤为突出。大约60％-80％的大学生接受婚前性行为，约20%大学生曾发生过性行为。这些情窦初开的懵懂少年，高呼着性解放和性自由，也将之付诸实践。
在这场自由中，传统的社会文化歧视仍迫使HIV病毒携带和其他性传播疾病者选择隐瞒其身份，在人群中成为隐匿传播者，默默地播种病原。此时，若其他学生缺乏自我保护的强烈意识，艾滋病等疾病便会随着自由在人群中肆意传播。一项对大中学男男性接触者的荟萃分析显示，65％报告有过无保护的肛交，58％在过去6个月内有超过一位男性伴侣。
另一个因素是社交媒体，它既增加了用户对性内容的接触，又促进对各种潜在性伴侣的便捷联系。数字媒体的蓬勃发展催生出一批地理定位网络应用，如陌陌、探探、Blued，Jack’d和ZANK等。其中，中国最大的同性恋社交软件Blued，目前注册用户超过4000万，一半为18至25岁的年轻人。社交媒体的出现，一方面满足了大
学生强烈的社交需求，2018年陌陌《大学生社交报告》显示，社交媒体已成为大学生认识新朋友的首选方式；另一方面，它缩短了性交往的时空距离，开启GPS，便能将陌生的彼此相连。那么，社交媒体对于艾滋病传播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一些研究提示，二者可能存在相关性，因为软件用户可能会有更多的性伴侣、更频繁的无保护性行为，和/或更高的吸毒风险。
2019年，《财新周刊》报道称，一定数量的青年使用者感染艾滋病与使用Blued软件结识性伴有关。不过，也有结果提示，社交媒体可能使他们更易接受HIV病毒检测。近年来，Blued携手疾控中心、公益组织，致力于提高艾滋病防治服务的可及性。然而，HIV检测行为污名化、无/低风险的自我认知等因素可能是阻碍检测普及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提升意识、保护隐私、消除歧视是今后预防干预的工作重点。
2015年，国家卫计委、教育部针对日益上升的艾滋病疫情，发布了《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从建立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提高教育覆盖面和针对性、加强自愿咨询检测和行为干预服务以及强化防控工作保障等四方面，为学生艾滋病防控提供保障。但目前仍存在全面推行落地的阻力，包括教育部门和高校管理者的关注度尚乏，项目实施经费不足，艾滋病宣传视角未见新颖以及学生内在动力缺失。
路在何方？从战略层面讲，教育部门和医疗部门需通力合作，共同为高校学生“定制”艾滋病预防和关怀的政策、策略。从实施层面讲，高校管理者需投入充足资源和专业人员，为学生营造一个开放、友好的环境，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提供艾滋病咨询和检测服务。HIV检测的可及性和匿名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接受度。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中国性艾协会合作，开启高校试点匿名尿液之传递检测：2016年第一台匿名HIV尿液“自助检测服务机”试点投放高校，截止2018年底已覆盖40余所高校。它不仅提供了HIV检测的可及性，同时提高了学生对艾滋病预防的积极性，受到高校师生的一致好评与欢迎，成为当月微博的十大高校新闻。未来期待这场传递检测可以普惠更多高校，直至扩展为全国行动。
除了可更早期发现更多感染者，尿液、血液的病毒基因检测及系统发生树分析，还有助于更好地追踪溯源、勾勒传播图谱，指导精准防控和治疗。中国大学窗舍楼下的自动售货机提供HIV检测试剂盒｜路透社
另一方面，防艾宣传教育依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除了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外，可利用学生经常访问的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平台，进行多维度、多元化地宣传引导。学生组织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投学生所好，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艾滋病相关知识。例如，清华大学红十字会设计了一款基于密室逃脱的艾滋病解密游戏，既满足了学生解题闯关的好奇，也增强了学生对疾病的理解和认知。
高校性教育课上，老师用香蕉演示怎样戴避孕套｜腾讯新闻
预防HIV感染亦可借鉴其它国家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某些性病诊所，为感染风险较高或要求进行HIV检测的人，直接提供暴露前预防药物，以阻断HIV感染。中国目前尚无暴露前预防药物，但备受期待的是，预计未来将会批准逆转录病毒预防药物，以实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走向零”的使命。此外，中国创新研发的男性包皮环切新设备ShangRing，使手术更安全、更快捷、更经济实惠。
虽然包皮环切在中国人群中降低HIV感染率的效果尚未明确，但其在国外的成功经验仍提示着它潜在的作用，这便要求我们设计更科学的研究方法来证明其有效性。
控制传染源，“治疗作为预防”亦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研究在血清不一致夫妇和男同人群中，均证实治疗感染者可以大幅度降低同伴的感染风险，若治疗有效，传染率几乎可以降为零。
可见，积极治疗不仅为患者实现早期和持续的病毒学抑制，同时也降低了其传播的可能性，为更大的人群撑起了保护伞。目前中国的治疗指南完全符合国际规范，但从检测到治疗的过程脱节、效率很低，导致大量新诊断患者的流失，抑或失去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希望未来通过营造更为友好、关怀的社会氛围，使患者无后顾之忧，自我保护、自愿发现、尽早转诊、积极治疗，集社会的力量与病毒做斗争。
接受艾滋病治疗可以减少96%的传播可能｜http://www.doitright.org/hiv-get-treated/
虽然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艾滋病已经成为可治疗的慢性病，但是它仍然在继续蔓延。当代高校学生承载着家庭和祖国的希望，前瞻、积极、科学地“防患于未然”，才能守护孩子的健康，保护祖国的明天。期待政府决策者、医务工作者、防艾专业人员、高校管理者以及家长和学生联手并肩、齐心协力，加强学生防艾意识和行动落实，确保学生在校期间以及未来的健康和全面发展。
高效防艾，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