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科学家在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其他一些指标也表明，中国科学在近年来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但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取得了如此成就？又做错了什么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在科学研究更加强调颠覆性创新的今日，过去对的经验还有用吗？在今天的文章中，作者回顾了过去40年中国科学发展中的一些主要举措，以期过往的经验可以作为现在的镜鉴。
对于中国科学界，2019年7月20日有一点额外意义。2019年截止到这一天，中国科学家作为通讯作者共发表了100篇Cell，Nature和Science（CNS)。CNS论文快速增长无疑是中国科学在近年来取得突出成就的指征之一。收录82份名刊形成的Nature Index同样显示，中国科学家的实力在不断上升。
正巧，在这一阶段，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探讨40年来中国经济成长的一篇网文“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在知识圈中热传。笔者也想借用这个问题来探讨中国科学取得今天成果的原因。然而，此文绝不是“厉害国”各种宣传文案的翻版，也无意为中国科学从“跟跑”到“领跑”找证据。而是基于国情，尽可能客观地探讨成就与问题，包括中国体制导致的一些制度性安排的优劣对中国科学的影响。
在此处，本文所说的科学主要限于以学术发表为目的的基础科研。技术应用为目标的研发进展，将是笔者另一姊妹篇文章“中国创新究竟做对了什么？”（将于几日后发表于《返朴》）讨论的内容。要回答这个问题，则要看从那个著名的“春天”开始，40年来中国科学都做了什么？
总结起来，其实无非以下几个方面，即大规模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推动科研机构产业化和鼓励科研人员下海、国际化、科研经费显著增长、吸引海外人才回归几个方面。
其中，国际化、吸引人才、经费稳定增长应该是较少争议的促进中国科学从恢复到增长再到跃进的最主要举措；科研产业化对基础科学的影响褒贬不一；而伴随着科学体制化而来的数目字化管理和科研管理的不断行政化则有较大争议。但即便是引发广泛批评的制度，也应该放在中国大环境中加以理解。这也正是本文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