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科研人员越来越多，发表的论文数量呈爆发性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以及科睿唯安（Clarivate）数据，2019年，中国科技研发（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人数为480.1万人（其中基础研究人员为39.02万人），发表SCI论文47.14万篇（按全作者计算），超过美国，排名世界第一。
从2015年至2019年，短短5年内，中国R&D人数增加了104.2万人（其中基础研究人员增加了13.72万人），发表SCI论文数量增长了18.89万篇。
2021年8月上旬，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世界自然科学论文影响力最新排行报告。这份报告对全球主要国家的科技论文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在2015年到2019年5年内，美国共发表SCI论文187.69万篇，中国共发表SCI论文180.95万篇。这份报告同时对全球主要国家的科技论文质量进行了评估。
衡量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论文的被引次数。而被引次数排名前1%的论文，被视为顶尖高质量论文。在2015年到2019年5年内，全球论文被引次数排名前1%的顶尖高质量论文中，美国34875篇，占44.96%；中国23334篇，占30.08%。虽然中国SCI论文数量从2018年开始迅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中国1%顶尖高质量论文数量，仍然较大幅度落后于美国。
根据以上数据，还可以得出中美1%顶尖高质量论文产出比例，中国是1.29%，美国是1.86%。中国顶尖高质量论文的产出比例，也比美国要低很多。当然，这个数据也说明，全球顶尖高质量论文的产出比例，总体上也是很低的。
的确，中国的科研论文在数量上出现了大幅增长，科研水平在总体上也有很大提升，但中国顶尖高质量论文数量和产出比例，存在比较大的结构性问题。这种结构性失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中充斥了不少平庸之作。
比如说，不断合成化合物、检测物质成分、分析物质结构、鉴定物种并进行分类、对不同物种的基因进行测序，以及一些类似的机械重复工作，都可以连续发paper，连续发article；也有人把一篇本应该一次发表的较大论文，拆分成几篇较短论文。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论文产出量。这在业内都是心照不宣的“技巧”。当然，这样做的直接好处，就是可以快速升职，快速评头衔，也可以快速申请到更多研究经费。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必要，而是说一些不断重复的“研究工作”并由此产出的系列平庸“论文”，还是越少越好。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批评当前科研评价机制的导向，而是科学计量学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早在50年前，科学计量学先驱、耶鲁大学教授普赖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就曾提出过科学论文增长的统计模型。他发现，现代科学论文在多数时间里，呈指数增长趋势。
但是，许多论文发表后，并没有任何人引用；即使被引用，没过多久，很多就被新的论文所淹没。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每年产出的数十万篇科学论文中，真正的原理性发现和理论创新又有多少呢？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曾经发布过一个《国家创新蓝皮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但是人均产出效率大幅度落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高端创新型人才非常短缺。这个结论，包括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当然也包括了基础科学研究创新和知识创造。
中国要成为科研大国，更要成为科研强国，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科学共同体的共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科研论文产出大国，那么，如何才能成为科研论文产出强国呢？答案非常简单：大幅度提高论文质量。中国缺的不是成千上万的“科研民工”和“科研包工头”，中国缺的是“大科学家”，或者说“科学大家”。
那么，什么样的科研人员能称得上是“大科学家”或者“科学大家”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还真不容易，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意识形态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具有“哲学”思想。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应该是“哲人科学家”。
科学有多个维度，除了科学知识的维度，还有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维度。科学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科学思想的维度。当中国大量的科研人员沉迷于发表科研论文时，是否想过自己这篇论文在科学思想层面的价值？是否想过在科学理论上有所“创新”？希望中国的科研人员，在埋头做研究和发表论文的同时，不妨抬起头来仰望星空。那里群星闪耀，也许未来你可以成为其中最亮的那一颗。
科学研究如果离开了系统化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就是一堆零散的材料。换句话说，科学研究发现的大量微观事实，需要系统化的科学思想把它们联系起来、综合起来、统一起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并不否定普通科研人员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在科学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正是建立在前人和他人研究文献的基础之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大量的普通科研人员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搬砖、运瓦、抹灰、扛木料的工作，就不可能建立起科学的所罗门宫。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家，甚至站在“巨人”肩膀上，对前人的工作进行“综合”，才创造出辉煌的科学宫殿。就此而言，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yev）发现元素周期律的案例，也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1世纪是科学大交叉、大综合的时代，给科学研究留下了大量激动人心的新领域、新机遇。中国科学工作者应该始终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勇于探索，不断吸收前人和当代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成果，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特别要在新领域中，作出更大的科学发现和更多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