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著名科学史学家许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先生去世十周年。许良英是爱因斯坦著述在中国的主要编译者和传播者，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爱因斯坦和近现代物理学史，他认为理性论在爱因斯坦科学和哲学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强调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驱动力。
许良英（1920-2013）先生和马丁·克莱茵（Martin J. Klein, 1924-2009）教授分别是中、美两国在20世纪物理学史和爱因斯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由于历史的机缘，我有幸成为这两位杰出的物理学史学者的关门弟子。1987年，我考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许良英先生攻读现代物理学史专业的硕士学位。
两年后，我因赴美留学从科学史所肄业，但是却一直保持着与许先生的联系，并在此后的学习与研究工作中不断地得到他的指导和支持。
1989年秋抵美后，我先在开斯西储大学（CWRU）的技术与科学史项目中攻读博士学位。四年后，我放弃了CWRU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转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在克莱茵教授的指导下学习、研究现代物理学史达八年之久。在耶鲁学习期间，我曾受托为他们两位居中联络，因此耳闻目睹了许先生和克莱茵彼此交往的详细经过，深深体会到他们之间的相互敬慕、关切和支持。
马丁·克莱茵教授出生于美国纽约市一个来自奥地利的犹太移民之家，其父母都任教于纽约市公立学校，克莱茵是家中的独子。克莱茵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5岁，在校各科学习成绩优异，在毕业典礼上颁发的多数奖项都有他的份儿，包括化学奖、历史奖和英语作文奖。
克莱茵的高中同学和最好的朋友是利昂·莱德曼（Leon M. Lederman，1922－2018），正是由于克莱茵后来对莱德曼的一夕长谈和劝说，才使得即将从纽约城市学院化学专业毕业的莱德曼，决心改学物理。四十五年之后，莱德曼荣获了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9年秋，克莱茵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数学，三年后本科毕业（珍珠港事变之后，哥大缩短了学制），获学士学位。
此时，还不满18岁的克莱茵积极报名参军，被哥大校长等人劝阻。他们认为，像克莱茵这样的年轻才俊，不应被轻易地送到战场上去牺牲，因而强烈建议克莱茵留在校园，以其它方式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贡献。于是，克莱茵进入了哥大研究生院，并转而攻读物理学，两年后（1944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随即正式加入了战时服务的行列。第一年（1944-1945），克莱茵主要从事反潜声纳研究。
有趣的是，他所任职的“哥大水下声学基准实验室”上面其实并没有多少水，因为该实验室位于纽约市帝国大厦的第五十层。第二年（1945-1946），他加入了美国海军运筹学研究组。在这两年的服务期间，克莱茵感到充实而愉快，不仅因为自己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且由于在此期间结识了许多优秀的物理学家。
战后，克莱茵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理论物理学，于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不满24岁。
毕业后，克莱茵留在麻省理工又做了一年研究工作，其间著名匈牙利裔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曾邀请他参加研制热核武器的研究，但是被他谢绝了，因为他不愿意从事与核武器有关的工作。1949年，克莱茵接受了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开斯理工学院物理系的聘请，从此开启了他长愈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
该学院是美国一所著名的私立理工科大学，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尔伯特·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曾任教于此，其间他与化学家莫雷（Edward Morley）合作，于1887年完成了闻名于世的迈克尔逊—莫雷（Michelson-Morley）以太漂移实验。
克莱茵在此任教18年，从讲师一直做到教授和代理系主任。
也是在此期间，他的研究兴趣从理论物理转向20世纪物理学史，而在此转变过程中，他得到了时任系主任香克兰（Robert S. Shankland）的热情支持。香克兰自己就对物理史、特别是迈克尔逊等人的以太漂移实验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为此他还于1950-1954年间先后五次前往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拜访爱因斯坦本人。
1963年初，在克莱茵等人的协助下，香克兰将他与爱因斯坦对话的记录公开发表，成为研究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历史的重要史料。许良英先生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注意到这一重要的对话，并将其择要译成中文，收入《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发表。
1952-1953年间，克莱茵荣获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研究奖金，他选择到位于爱尔兰的都柏林高等研究院（Dubl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工作一年。
在DIAS，克莱茵的研究工作专注于统计力学，在研究中他不由地对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的独特贡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进而引发了他对埃氏生平的研究。克莱茵的科学史探索，很快就从深入调查埃氏生平扩展至20世纪物理学早期发展史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和事件。
从1962年到1967年的六年间，克莱茵连续发表了至少七篇奠基性论文，这些新颖、细致的现代物理史分析不仅迅速地获得了物理学家们的赞誉，而且奠定了他作为研究普朗克、爱因斯坦及量子物理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史的开创者与权威的地位。
克莱茵的著作在华传播得非常迟缓。在中国国内的图书馆，最晚在1960年代初就已经收藏了刊有克莱茵所发表的物理史论文的科技期刊。
然而，在整个60年代，似乎很少有中国学者注意到克莱茵的工作，因为我迄今尚未发现那一时期出版的任何中文著作中曾经引用过克莱茵的工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比如普通读者和研究人员很少有机会利用那些著名图书馆的馆藏；当时研究科学史的中国学者人数很少，而探索现代西方科学史的人则更为罕见；当时的中国社会对现代科学史研究普遍的忽视。
目前看来，第一部引用克莱茵工作的中文著作，应该是由许良英先生领衔编译、于197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先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在1940年代先后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军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地下抵抗运动，并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代末，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任职的许先生，因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开除公职并遣送回原籍，被迫在浙江临海农村老家当了20年农民。正是在此极为艰难的岁月中，许先生完成了约二百篇爱因斯坦著作的翻译，它们构成了后来于197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主体。在《爱集》第三卷末关于爱因斯坦著作目录的说明中，许引用了克莱茵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保罗·埃伦菲斯特》。
这些引用无疑展示了译者对克莱茵工作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向中国读者介绍、传播克莱茵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因为当时《爱集》被大量印刷，并且很快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成为流行读物。
虽然许先生与克莱茵仅仅在1983年彼此见过一次面，但他们却从此建立并保持了亲密而持久的友谊。
在1990年代克莱茵主持《爱因斯坦全集》编辑工作期间，许先生曾多次通过我向克莱茵转达过他对已出版的《全集》分卷的批评和建议，克莱茵每次也都让我转告许先生他的回复。每当有《爱因斯坦全集》新的分卷出版时，克莱茵都会特意嘱咐负责出版《全集》的普林斯顿出版社免费邮寄一套给许先生，以支持后者在中国的爱因斯坦研究工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是中国科学院乃至整个中国科技界经费很紧缺、很困难的时期，许先生常常自豪地告诉我，他收藏的《爱因斯坦全集》分卷比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还多！
2005年是联合国所宣布的国际物理年，恰逢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的杨舰教授和我已经安排好了克莱茵及其夫人来京参加大会及纪念爱因斯坦论坛的日程、经费等事宜，许先生也热切地期待着与克莱茵在北京再次相见、畅叙。
然而不幸的是，克莱茵夫人的肺癌在大会召开前夕突然复发，克莱茵因此被迫取消了全部原定的行程，结果再次与访华的机会失之交臂。不久，克莱茵夫人因癌症离世，这对于年逾八旬的克莱茵是个沉重的打击，从而也加重了他自己的癌症病情，失去了远行来华访问的能力。这种结果，成为克莱茵和中国物理学史工作者心中永远的遗憾。
四年后，在2009年春节前夕，我带领全家从新泽西州驱车九个多小时，前往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一所养老院去看望克莱茵，并请他与我们全家一起，在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年夜饭。当时，克莱茵因长期的癌症治疗，身体已经相当瘦弱，但是在我们陪伴他的两天中，精神一直很好。我和他聊了不少事情，其间我再次问到他和库恩的争论。
在我们离开克莱茵所在的养老院两个月之后，我突然接到来自克莱茵女儿的电子邮件，得知克莱茵已于3月28日在睡眠中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84岁。
克莱茵的墓碑安葬于耶鲁校园中心的Grove墓地中，与美国第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吉布斯的墓碑相距不远。在克莱茵所居住的养老院，每一位老人都会被邀请完成一份调查问卷，回答一系列有关他们各自生平的问题。
在克莱茵的答卷中他表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未能完成《埃伦费斯特传》的下卷，而他对未来的希望则是和平。他还殷切地希望，人们能认真地像所有宗教都强调的那样去做：“待人如待己！”可以想见，许良英先生对比自己年轻的克莱茵的离世，一定会感到深深的遗憾。
许先生和克莱茵之间历经三十余年学术交往所建立起来的真挚友谊，是中美两国学者之间友好交流、相互砥砺促进的一个缩影和范例；他们在20世纪物理学史、特别是爱因斯坦研究工作中的种种成就，都已成为科学史工作者的宝贵思想财富和进一步钻研、创新的基础；他们高尚的品德与严谨的学风，更是我们后来者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