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自2000年以来诞生超过20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在二战结束前出生的超过2/3；在战后接受高等教育的超过9成；在日本国内读完大学本科或专科的达到100%；在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里取得获奖奠基性成果的超过8成。这些数字比较好地揭示了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一些群体特征。
基于这些统计数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周程对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考察后指出：1. 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与战后的教育改革有关；2.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受到了导师精神气质的深刻影响；3.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得益于研究开发经费的持续增长。
周程最后总结指出：1. 全面改良科学技术创新“土壤”似比定向培养科学技术创新“苗子”成效更大；2. 前辈学者对科学研究的正面示范有时胜过“帽子”、“票子”和“位子”的激励；3. 没有稳定与充裕的研究开发经费支撑很难有真正且持久的无人区自由探索。
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获物理学奖的有8人，获化学奖的有7人，另外4人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19名获奖者中，出生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有13人。这些数字比较好地揭示了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一些群体特征。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几乎都是在战后接受大学教育的，而且大多数是在战后初期接受中学教育的。当时日本的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1947年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开始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大学读书时的导师，无论是年长者，还是中生代，大都经历过二战，对科技竞争的残酷性和重要性有着深切的感悟，因此人人都可以说是拼命三郎，而且对解决科技问题与发表期刊论文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科研选题的新颖性和科研数据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
搞科研只靠主观意愿不够，还得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充裕的研究经费，这些都需要有坚实的技术经济基础的支撑。所幸，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投身科研领域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日本政府也给科学家戴“帽子”，不过“帽子”的种类不多。最为著名的是日本学士院院士。由于日本学士院院士的定员为文科70人，理科80人，所以能戴上此“帽子”的人很少。至于拿政府性质的学士院赏、学士院学术奖励赏同样非常困难，因为每年文理科加在一起都不到20人。
为了鼓励竞争，日本政府近年一直在缩小以“运营交付金”（事业运行费）的形式拨付给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经费占比，持续在加大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基础研究推进费、产业技术研究资助费、地球环境研究综合推进费等竞争性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即便如此，日本政府拨付给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经费依然占全部经费的7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