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知道他能写一手漂亮中文文章的人，可能就没有知道他是诺贝尔奖得主的人多了。对于杨先生的语言艺术，无法体会中文奥妙的外国友人不须说，就是某些下笔不知所云的国人也难得其中三味。若干年前，我在读毕杨先生那篇美文后曾掩卷长叹：“那篇《邓稼先》，因为被收入初中语文课本而拥有比杨先生其他文章更多的读者。
就此一点而言，他足以让众多科班出身的职业写手和大小编辑们汗颜——去国多年而全身心地浸淫于宇宙的奥秘，仍能如此生动自如地运用祖国语言，教科书的选编者算是有眼力。”如果说我这个门外汉少见多怪的话，可以请出几位专家来站台。200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搞了个《优雅的汉语》系列读本，受托选编现当代散文的是知名作家贾平凹，共有三十二篇美文入选，其中就有杨先生这篇《邓稼先》。
曾任香港、北京两地三联书店总编的李昕说：“杨先生是一位极有人文关怀的老知识分子……他的文章也写得漂亮，文字干净简洁，字里行间富于情感。”著名思想家王元化说杨先生“对中国文化是有相当深入的理解的。这种理解，甚至超过了我们这里一些专业工作者。
”在港台等地享有盛名的电机专家兼散文作家陈之藩，读到杨先生的《美与物理学》后，夸赞其文“笔法遒练而明净，非常好看”，并说“现在您不独是为小‘众’，而是也为大‘众’写了。”借着为杨先生百年寿辰献贺的机会，我想谈一点阅读他的散文的感想。雾里看花，寒山远眺，终是一己之见。
我以为，另一篇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是《父亲和我》，文字之优美，感情之饱满，堪与朱自清的《背影》比肩。
文中忆及当年杨老先生在昆明送子远行时的情景：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
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逬发，不能自已。文中附有一张1929年摄于厦门鼓浪屿的照片，上面的小男孩脑门突出，身上的衣裤均显短小，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一副不情愿的样子，那是六岁多的杨振宁。三十多年后，1960年杨老先生飞赴日内瓦与分别多年的爱子团聚，临行前杨振宁三弟翻出这张照片，老先生却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
”文中既没讲自己当年受责的原因，也没讲杨老先生见到旧照时的心情，寥寥数语，云淡风轻地勾画出父亲慈严兼备的特点，以及一个聪明淘气还颇有主见的小男孩的憨态。看到这里，语文老师可能会说了，这就是修辞中的映衬法：用作者自己的顽皮映衬父亲的行峻言厉；用父亲对旧照片的反应映衬他内心深处的舐犊之情。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更漂亮的修辞表现在后文，杨先生写道：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
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这是文中令人动容的一段话，杨老先生的纯正、耿介与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一些无良的网上段子手，居然抓住“始终没有宽恕过我”这句话，作为攻讦杨先生不忠不孝的口实，完全不懂得杨先生是在用映衬笔法书写父亲的伟大。实际上，包括杨武之先生在内的众多中国科学家，都不会认为立足于当代科学顶端的杨先生，在1950-70年代回国是明智之举；事实也证明，年富力强的杨先生在美国，为物理科学、为世界和平与中美两国人民的沟通、也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如同中国古代的大儒，杨老先生心里的“家”与“国”是一体的，这一点在杨先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57年8月9日，杨老先生在日内瓦给杨振宁夫妇题字，写的是“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1972年5月12日杨老先生去世后，杨先生的幼年玩伴与终身挚友熊秉明来信慰问，说你父亲虽已故去，他的血液仍在你身体内循环。杨先生补充道：“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2008年初，北京三联书店为杨先生《曙光集》出版举行的首发式上，时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的周光召先生提议，既然《父亲和我》这样精彩，杨先生还应该写一篇《母亲和我》。其实杨先生此前已在多篇文章中谈到母亲，按照周先生的建议，杨先生很快完成了《母亲和我》，附在当年新加坡出版的《曙光集》繁体字版中。这篇文章不长，但是同样饱含深情，以简洁的笔触勾画出一个勤劳、朴实、坚韧的中国女性的高大形象。
文章一开始就说父亲留洋五年，母子相依为命，看到一些留学生回国后抛弃发妻，母亲曾与一位教中姐妹闲聊，说是一旦家境无法维持，就带着儿子去教堂“吃教”。虽然文化不高，母亲却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儿子四岁的时候就教他认字，五岁多的杨振宁已识得三千多个方块字。
父亲回国后对母亲非常好，全家在清华园安顿下来后，身处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教授夫人中间，母亲的生活信条是管好家，少交际，不打牌，不惧艰苦，但求健康，很快在园中赢得治家有方的好声誉。成名后的杨先生曾将母亲接到瑞士、香港、美国东西海岸等地小住，母亲过得很开心，也弥补了杨先生多年来未能亲奉孝道的心结。
1992年南开大学为他七十寿辰举办研讨会，杨先生在发言中忆及母亲的恩泽，忽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至今网上还可以见到记录了当时场景的视频。文章最后，杨先生以平和的语调概括了母亲的一生，也可视作对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中国母亲的赞美：母亲出生于1896年的旧中国，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只念过一两年私塾。小时候她只有小名，和父亲结婚以后才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罗孟华。
她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多种动乱，以镇静的、坚定不移的做人态度克服了一切困难。她是杨家的精神支柱，受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和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