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构建的《流浪地球》中，“数字化人类”的载体并不仅仅是⼀个存储器。在电影中，它由两部分组成：记忆存储部分和思维存算部分。参与者需要较⻓期佩戴⾮侵⼊式脑机接⼝设备，通过脑电波变化来记录思维与神经元连接⽣灭之间的相关规律；再通过短期的⼤脑结构快照来记录现有⼤脑的神经元连接结构，从⽽复制记忆，利⽤上述两点获得的数据才能完成全脑仿真。
如果把漫⻓的地球历史看做⼀部时⻓12⼩时的舞台剧，主⻆是天空、海洋和⼤地，那么⽣命的粉墨登场只占最后15分钟，甚⾄直到这熙熙攘攘的舞台闭幕前0.2秒，⼈类⽂明才姗姗来迟。
《流浪地球2》科学顾问⼯作接近尾声，转头⼀想，这句话或许就是对我正在从事的科学研究和所参与的科幻电影制作的准确描述。正如在这样的⼤地上，我们敬畏知识，所以披荆斩棘，审慎前⾏；在这样的天空⾥，我们憧憬未来，所以沐浴阳光，展翅翱翔。
在这将近2年时间⾥，作为科学顾问⽽⾔，我的⼯作主要有两⽅⾯：⼀个是创造世界观，电影是艺术创造，科幻电影需要创造⼀个可信、⾃洽、栩栩如⽣且让⼈沉迷的未来世界作为剧情基础。我⾃⼰的⼯作⽅式是尽量遵循“What if - How to”框架，即从现实的科学知识出发，推测核⼼幻想下某件事的可能运作⽅式，让世界细节经得起推敲，《流浪地球2》的时间线⼏乎和现实时间线重合，这部分要更加⼩⼼谨慎。
另⼀个是遵守“科学底限”原则，尽量保证电影本身不因⼤幅度违背公众科学常识⽽导致世界失真；但为了兼顾故事性，可能存在⼀些科学和艺术上的平衡和取舍。
《流浪地球》中相当多的情节都提到了数字化⼈类（或其他⼈提到的意识上传），从⽽实现数字永⽣，这显然和“数字⽣命计划”有⾮常直接的关联。那么其中⼏个核⼼概念，“数字永⽣”、“意识上传”和“脑机接⼝”，我们在电影制作时是如何考虑的？我们⼜是怎么推测⼀个⼈类的“数字化实现框架”的？
⾃从1920年德国精神科医⽣Hans Berger博⼠⽤⼤脑头⽪上的贴⽚电极成功测量⼈类“脑电图”以来，科学界就猜测脑电波是⼀种可⽤于⼤脑直接对外/对内交流的信息载体，此后关于脑电控制/脑波暗示等的科幻/游戏创作⼀直不绝如缕。
1973年，Vidal教授在《Toward Direct Brain-Computer Communication》⼀⽂中⾸次提出了“脑机接⼝”这个术语。在这篇论⽂⾥，他⼗分笃信⾃⼰的预⾔：“即使仅以当时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理学的现状为基础，也预示着这样的壮举可能即将来临”。
⾮侵⼊式脑机接⼝正是⺠⽤领域和早期脑机接⼝研究的主流解决⽅案。如果把1970-1980年间的脑机接⼝叫做“科学幻想”，那么在1980-2000年间，“科学幻想”正因为⾮侵⼊式脑机接⼝的突破⽽逐渐变为“科学论证”。
数字永⽣有两种主要思路：⼀种可能是⽤⽣前的相关互联⽹资料完成“数字重⽣”或制作“数字化身”，这也是⽬前现实世界“数字⼈类”的主要实现⽅式。另⼀种可能是把⼈的⼼智“数字化”后转移到不同“载体”上（⽐如更⾼级的电脑），如果载体⾜够耐⽤，能量充⾜，那么技术上⼈类就可以永⽣在数字世界。
基于改善笛卡尔⼆元论的数字化⼈类实现框架，我们对“数字化”⼀个⼈类的神经⽣物学和哲学思考已经结束。如果从现实世界作为起点，我们只需要做出⼀些重要假设，就可以回答“如何制作⼀个数字化⼈类”这个初始问题。
以上⼤概就是我们对⼈⼯智能部分呈现的⼀些简单思考，对于《流浪地球2》这样⼀个体量庞⼤的电影，这可能是我们参与的数⼗项世界观构建⼯作中的⾮常⼩的⼀部分。如果⼤家喜欢，我会在后续继续更新其他部分，⽐如我们对数字⽣命伦理、存在形式、稳定性、情感和社会观的思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