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los Frenk是一位出生于墨西哥的英国科学家。他1976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于1981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天体物理的博士学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Carlos Frenk和合作者Marc Davis，George Efstathiou，Simon White一起用计算机数值模研究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形成，给出了宇宙由冷暗物质主导的决定性证据。
2001年Frenk建立了杜伦大学计算宇宙学中心，成为了第一任中心主任（直到现在仍然是），并担任Ogden基础物理讲席教授（由Peter Ogden捐赠设立）。他在2004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士。Frenk一生获得过众多荣誉，包括皇家学会金质奖章（英国最重要科学荣誉），Gruber奖（宇宙学领域最重要奖项）。
在这篇专访中，Carlos Frenk细述了他的科研之路，以及他对中国天文学的观察与建议。他提到，最开始的时候，他学习了三个学期的工程，然后意识到自己相比于学习“怎么做”，更想要研究“为什么”。之后，他学习了物理，同时他也学习了文学专业。但是他最终没有得到文学专业的文凭，因为他没有去写论文。有一个时期，他没有办法决定，是想要做天文学、粒子物理、还是相对论。
在墨西哥，你要完成一个本科的学业，你需要去做一个本科论文。他发现天文学论文要比粒子物理或者相对论的论文更有意思。他的本科论文是关于绕转的黑洞和恒星，恒星会向黑洞传输相对论性运动的物质。那是1974年，这样的研究还比较新奇。论文结束后，他的导师跟他说，你应该去做一个天文的博士。
这时候他遇到了Martin Rees（著名天文学家，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当时是剑桥天文研究所主任），他说：来剑桥吧，你应该到剑桥去读一个博士。他就这样去了剑桥。
剑桥大学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几所大学之一。他提到，剑桥是世界第二好的学校，杜伦是第一好的（笑）。剑桥这个地方有他非常多的记忆，其中一个是，第一次到剑桥的时候，Martin Rees见到他，带他去吃午饭。
他是天文研究所的负责人，那时候是Martin Rees教授，当然，现在他是Martin Rees爵士。他去带他吃饭，然后他给他买了午饭，但是他当时的表情就好像是在说，不要以为我每天都会给你买午饭。之后他们一起走回剑桥，他为他打开门说：“之后的三年，我们会每天见到你，直到你带来你的博士论文。”他当时非常的无知。他说：“什么是博士论文？”Martin Rees说：“自己去搞明白吧！
”当他是学生的时候，剑桥的研究生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研究课题，你只是有一个导师。他几乎很少见到他的导师，他几乎也没有和他一起工作过。学生们自己去找到题目，找到问题，并且想办法去解决它，并且把它写成一个论文。这一切在三年里面完成。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大量工作是关于冷暗物质模型的，事实上他是冷暗物质模型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他在80年代的工作，从宇宙结构形成的角度证明了宇宙可能是冷暗物质构成的。
他能否聊一聊这个工作，为什么他会关注暗物质的“温度”，这有什么重要性？他先告诉他为什么会对此感兴趣。在他完成了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后，他和Simon White都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这里和欧洲完全不一样，他开始感觉有很强的文化冲击，尤其是他刚从剑桥这种中世纪风格的地方离开。他在伯克利的老板叫Marc Davis，刚刚从哈佛来到伯克利。
在哈佛大学时，他做了一个非常棒的星系观测项目，叫做CfA巡天，就是对一块天空的所有星系拍照，并且测量它们的距离，这样就有了临近宇宙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你看到星系的空间分布形成了非常奇怪的形态，看起来像是网络，现在人们把它叫做“宇宙网（cosmic web）”。这是人们第一次真正地看到宇宙大尺度结构的纤维结构。
他到伯克利的第一天，Marc来到他的办公室，把星系巡天的结果拿给他，然后说：欢迎你，你的工作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星系是这样分布的。宇宙网的起源是什么？他开始挠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不过经过之后和Simon White的讨论，他们意识到需要进行计算机数值模拟。应该怎么做呢？他们需要知道模拟开始的状态，也就是初始条件。大多数人在当时只是把粒子随机的放在一定尺度的盒子里，让它们演化。
但要设定初始条件，你就需要知道暗物质是什么。当时在科学界，如果你说起暗物质，人们会对你微笑，如果你提起暗物质应该是一种基本粒子，人们会开始大笑。但是有几个科学家开始认真考虑暗物质可能是基本粒子，例如中微子。
那是1981年，东西方在冷战，铁幕阻止了科学交流。不过有人从苏联带回了几篇文章。这中间有一篇是Lyubimov、Novikov等4个人写的，他们说测到了中微子的质量是30电子伏特。
我们今天知道这个数字是错误的，但当时不知道。30电子伏特的中微子意味着所有暗物质都是中微子。所以我们决定要做一个关于中微子的计算机数值模拟。苏联科学家也做了自己的数值模拟（Klypin and Shandarin 1983），但因为是冷战期间，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最好的计算机。不过他们的文章被一些人“走私”回了美国。Marc Davis不知怎么得到了这些文章，他把文章给他看说：看看这些文章。
他说：这些是俄文…… Marc说：我知道。看，这里有公式，你会搞明白的。于是他花了很大功夫，最终搞明白了苏联人是如何做数值模拟的。
所以我们做了关于热暗物质的数值模拟。结果出来以后，他比较乐观，对大家说：看，我们的计算机模拟出了CfA巡天中的那些纤维结构。但是Simon说，哦，这些确实是纤维结构，但是它们看起来太大了，和巡天中的不一样。有些东西出问题了。
今天，我们把以中微子为代表的暗物质称作“热暗物质”。这种暗物质粒子非常轻，在宇宙早期运动速度非常快，所以人们称它是“热的”。在那个时候，包括Dick Bond（理论物理学家）在内的几个人在理论上提出，暗物质不一定要是“热”的，也可以是冷暗物质，或者是“温”的。和热暗物质相对，冷暗物质的粒子质量很大，运动很慢。如果暗物质粒子是热的，它们就会以相对论速度运动，将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小尺度的密度扰动抹平。
但是在冷暗物质宇宙中，暗物质粒子运动速度很慢，不会使得小尺度的密度扰动消失。另外，在热暗物质宇宙中，大的天体结构先形成，最先形成的结构会是星系团。而在冷暗物质宇宙中，最先形成的是很小的结构，小结构会慢慢成长为更大的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初的数值模拟没有给出正确的结果。在小尺度上的扰动被热暗物质消除掉了，所以形成的结构太大了，看起来和真实宇宙不一样。
Simon White去莫斯科做了报告，展示了我们的结果，他说：看，数值模拟的结果和观测不一样。伟大的Yakov Zeldovich（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在场，他比Simon要矮一些，很热情的搂着Simon的肩膀说：“嗨，伙计这不过是个3〜5倍差别，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3〜5倍的差别确实干掉了热暗物质。
在这时，Dick Bond、James Bardeen（美国物理学家）等人也计算出了冷暗物质宇宙的初始条件。于是他对Simon White说，我们既然花了不到一年干掉了热暗物质，现在让我们再花几个月时间干掉冷暗物质吧。那是1982年，从那之后的30年，他仍然在试图干掉冷暗物质模型（笑）。他最终没有能够干掉冷暗物质，而研究它成了他的职业。
他注意到他在近年来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温暗物质宇宙的研究中。
他认为冷暗物质仍然可能不是最终的答案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觉得冷暗物质也许太简单了，也许它是正确的答案，我们还不知道。他个人对这个问题态度是非常实际的。他个人非常喜欢冷暗物质，但是作为科学家，需要讲求实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现冷暗物质粒子。冷暗物质模型有很好的粒子物理动机，但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作为科学家，他觉得他的任务是去探索各种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一些学生在研究温暗物质，或者自相互作用暗物质模型。
他觉得暗物质本质是否能够在不久的未来揭开？哪些观测会是关键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同暗物质模型的区别在哪里呢？最简单的情况，比如温暗物质是惰性中微子，那么宇宙中微小的结构就不能形成。而在冷暗物质宇宙中，这样的小结构会非常多。所以如何区分两者？你需要去寻找这些小东西。
问题是非常小的暗物质结构中往往不能形成星系，完全是黑暗的，你怎么看到它？有一种可以利用的方法是通过强引力透镜形成的爱因斯坦环。如果宇宙中存在很多小的暗物质结构，不管中间有没有星系，它可以偏折光线，在爱因斯坦环上留下可以观测的印记。当然，最终如果你想要确证暗物质是什么粒子，你需要做粒子物理实验，看是否能探测到暗物质粒子。
有很多暗物质模型预言的粒子也许完全无法被探测到，但是有一大类冷暗物质模型预言的粒子可以。例如中国的PandaX实验就试图这样来寻找暗物质粒子。另一条路是通过大型粒子加速器，比如LHC。这些加速器会制造粒子，如果你有足够高的能量，它可以产生暗物质粒子。但这还没有发生。最后一种可能是在宇宙中暗物质粒子可能存在它的反粒子，也许就是它自身。如果它们碰撞，就会湮灭，产生伽马光子。
这种现象只可能在暗物质非常密集的地方发生，例如银河系中心。有的模型预言的暗物质粒子会衰变，发出X-ray光子。有的人声称看到了暗物质湮灭信号，也有人声称看到了暗物质衰变信号。但绝大多数的人对这些结果非常怀疑，因为这些观测结果还可能有其他解释。
他和中国有很多联系，有很多的中国学生和博士后。他是否觉得中国学生有独特的地方，有哪些地方仍然需要改进？和他合作过的学生和博士后有十二三人。
他认为中国学生整体水平非常高，有惊人的研究技术。他偶尔有一个或者两个非常聪明的德国学生或者罗马尼亚学生，但中国学生水平是整体非常高。这部分和我们的生源有关，来到杜伦大学的中国学生已经经过了一轮的选择，他们是经过挑选的好学生。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学生工作非常非常努力，在国内已经接收了非常好的训练，拥有丰富的研究技巧，不管是物理学还是计算机。他们非常的细致，也非常的踏实，他总是可以信任他们。
他唯一觉得中国学生也许可以改进的，是在他们刚来的时候，还可以更加大胆一些。但这一点比起他最初接触的中国学生而言，在这些年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他理解在中国很多地方，学术体制还是相对的等级化，教授有很大的权力，当然相对学生也往往更加睿智。学生往往会等待教授对自己工作的评价，即使有的时候这些评价有问题，他们倾向于不说出来。但他知道他自己经常犯错，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指出这些错误。
所以在他刚见到中国学生的时候，他会对他们说：我肯定会犯错，如果我错了，你需要告诉我。这样渐渐的他们会有自信，开始了解到在科学领域，权威不代表任何意义。科学是非常平等的，如果没有实验证据，你就不能宣称自己的科学发现是正确的。你需要去用证据证明自己的结论。所以他认为中国学生有的时候在看待科学世界的时候也许过于尊重他们的导师和教授了。他认为这是中国可以进步的地方，有更多的自信，更加批判性地看待权威。
但他认为这些年，这方面在改善。
他大约在二十多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天文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认为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有天分的研究者。他一直和我的很多朋友说，你应该来中国看一看，这里最终会成为科学研究的No.1。不过，他认为中国天文学仍然没有足够坚实的严谨的科学体系。科学体系对于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变得更好至关重要。
在英国，皇家学会在1660年就建立了，已经有358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科学家学会了如何研究科学，分配科研资源，最大化科学产出。但中国没有这样的历史，没有健全的科学体系，这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但重要的是时间，你可以3〜4年训练一个博士学生，但20〜30年仍然不足以形成科学体系。这需要更多的时间。例如，当政府向科学提供资金的时候，应当如何分配？他认为中国仍然需要学习最优化的方法。
就他个人看到的，在分配中的太多考量不是以惠及科学研究为目的的。行政考量也许太多的涉及到科研分配的细节中。在英国来说，原则是政府把钱给科学家，科学家决定钱的用途，政府在这中间不会发表意见。这被称作Haldane principle（霍尔丹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个人的感觉，在中国不仅仅是顶层，各个层级的行政力量都对科研资金有发言权。所以他认为同行评议制度需要在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同行评议需要有足够多的同行评议者，而中国的积累还需要时间。你需要有足够多的评议者来建立这个文化。人们需要学习怎么给出高质量的评议。这并不容易，你需要有资金，你需要有评议者，你需要建立一种文化。在西方，人们需要评审很多的文章。为什么要评审？好吧，你可以学到一点东西，但主要是为整个领域尽义务。每一个人都尽力，整个领域很有凝聚力。在中国，人们仍然在建立这种机制的初期。这需要上层和下层的共同努力。
从下层说，你需要发展更大的科学家群体，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观点。从上层来说，政府需要建立合理机制使得科学家群体发挥作用。英国花了将近400年时间建立起这个机制，使得科学资源可以得到有效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