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6年，斯蒂法诺·德拉·贝拉(Stephano della Bella, 1610-1664)制作了一幅有关美第奇花瓶(Medici Vase)的铜版画，画中展现了陈列于罗马美第奇花园(Villa Medici)内的一个古希腊时期制作的花瓶。正是由于贝拉的这幅铜版画，美第奇花瓶的造型传遍了整个欧洲，并激发了西方雕塑艺术家、工匠以及装饰艺术家们重新利用它进行再创作的欲望与激情。
同时，这个希腊古典式花瓶的魅力也深深地吸引了欧洲的君王们，如路易十四、拿破仑夫妇、俄罗斯沙皇等，以及众多的上流贵族，如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马扎林(Jules Cardinal Mazarin，1602-1661)等，乃至普通人们。它得到社会各界普遍的喜爱与追捧，因此产生了与它相关的数不胜数的装饰艺术品。
直至今日，各种形式的美第奇花瓶仍然在被不停地制造着，常常成为欧洲、俄罗斯与美国上流社会人士与知识分子装饰自家住宅或办公室时的艺术品。他们希望通过这种花瓶装饰来展示自己的教养、品味或是生活的优雅与奢华。美第奇花瓶是一个高1.52米的大理石花瓶，它的浮雕表现的是古希腊文学的奠基作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的故事。
瓶身中央，身着轻装的伊菲格涅娅(Iphigenia)靠坐在一个短圆柱形基座上，基座上方是狩猎女神狄安娜(Diana);她们的左右两侧是希腊的英雄们，他们有可能是阿伽门农(Agamemnon)，阿基里斯(Achilles)或奥德赛(Odysseus)；而瓶身的另一面表现的则是《奥德赛》中的故事。
美第奇花瓶本身制作于公元一世纪时的古希腊城市雅典，据说它是仿照了古希腊巅峰时代的雕塑艺术大师菲迪亚斯(Phidias,约公元前480-前430)的类似作品。这让人们联想到那个战胜了波斯大军并统领整个希腊世界的雅典，激起人们对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以及它所创造的辉煌灿烂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无限遐想。
这个花瓶是当时的雅典人为古罗马制造的，它被制造的时代正是罗马的凯撒-奥古斯都时代，也是罗马文化最繁盛的时期；加上凯撒与奥古斯对帝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为罗马带来了持久的内部和平与繁荣，罗马也因此进入了它最鼎盛的时期。正是因为美第奇花瓶制作时的这一历史背景，西方任何有教养的人都会对它刮目相看。
除此之外，这个花瓶自文艺复兴时再次被发现开始，就一直属于为文艺复兴运动推波助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艺复兴走向的美第奇家族。它不仅被放置在属于美第奇家族的罗马花园之内，而且一直被人们用这个家族的名字来命名，这更进一步增加了它的文化历史内涵。与美第奇花瓶几乎齐名并且有着类似造型的，还有另外一个被称作博尔吉斯花瓶(Borghese Vase)的古希腊作品。
它的尺寸稍大一些，高度为1.72米，也是在雅典制作的，制作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世纪下半期。与美第奇花瓶一样，它也同样是为罗马制作的。博尔吉斯花瓶瓶身上的浮雕描绘的是酒神节的情形，展现了正在演奏奥路管(aulos)的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us)与他的狂热追随者麦娜德(Maenad)，以及拨动着里拉琴(lyre)的美丽公主阿里阿德涅(Princes Ariadne)等古希腊神话人物。
博尔吉斯花瓶于文艺复兴时期，1566年，在罗马被人们再次发现，并被当时的博尔吉斯家族买下，它也因此而得到了“博尔吉斯花瓶”这个称谓。毫无疑问，博尔吉斯花瓶的造型清楚地告诉我们，它也受到了古希腊雕塑大师菲迪亚斯作品的影响。与美第奇花瓶一样，它同样也承载着人们对罗马盛世的追忆以及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向往。
1808年，拿破仑从他的妹夫卡米罗·博尔吉斯(Camillo Borghess)手中买下博尔吉斯花瓶并将它放置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中。由于法国人超强的广告能力，再加上它在宫廷装饰艺术中常被用来与美第奇花瓶配对，最终使得它声名远扬，成为古希腊装饰雕塑艺术的顶级珍品。
法国18世纪著名古迹风景画家胡伯特·罗伯特(Hubert Robert,1733-1808)的炭笔素描画为博尔吉斯花瓶在法国社会中的流行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画中，花瓶被置放于阿文提诺山(Colle Aventino)上，与远景中罗马帝国最著名的竞技场联系起来，无疑会引起人们对它的遐想与憧憬。
当然，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觉，事实上这个花瓶从来没在画中的位置出现过，由此可以看出法国人天生的广告能力。在此节的末尾，笔者想指出，在漫长的古典希腊与罗马时代，当时的人们制作了众多不同造型的大理石装饰花瓶，但美第奇花瓶和博尔吉斯花瓶格外著名，其造型长期影响了欧洲王室与贵族宫廷的装饰艺术品的设计品味。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的确是盛世雅典在打败波斯大军之后统领整个希腊时那不可一世的声威与辉煌的反映，这与雕塑大师菲迪亚斯的众多雕塑作品相契合。可能正是这种权威的象征与符号，迎合了后来欧洲、美国众多权势人物的心理，使得它们超越了其它古典花瓶造型而流行于欧美上流社会，直至今天。
从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在位时间1515-1547)，即16世纪初开始，近代法国开始了认真学习意大利先进文化与艺术的过程。尽管法国自身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并且在中世纪末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巴黎圣母院等教堂建筑以及教堂外墙上的雕塑、内部的祭坛、绘画等，但这些成就并不能满足弗朗索瓦一世。
在与意大利诸邦进行军事竞争与合纵连横的过程中，这位伟大的君主在文化上却成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追随者，他热情地支持众多艺术家们的创作活动，出钱购买他们的作品，成为了欧洲著名的文化赞助人。
不仅如此，他还极力邀请了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贝凡纽多·彻里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等人在内的众多意大利艺术家和人文主义学者到法国定居与工作。弗朗索瓦一世的文化政策不仅开启了法国在文化上向意大利学习的过程，也开始了法国本身的文艺复兴，同时为法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迈出了第一步。
一直到19世纪，法国文化艺术界一直努力向意大利学习，尽管当时法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巴黎也已成为欧洲装饰时尚方面的领袖。路易十四很可能是通过贝拉的铜版画而知道美第奇花瓶的。这幅画的作者在几乎整个1640年代甚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在法国宫廷里任职，他受红衣主教黎塞留的邀请去到法国，而黎塞留之后的红衣主教马扎林正是用他制作的铜版画作为路易十四的启蒙教材。
而在后来路易十四亲自参与设计并督造的凡尔赛花园中，竖立着法国雕塑家让·科尔努(Jean Cornu,1650-1710/ 1715)仿造的大理石美第奇花瓶，它与其它的人像与装饰雕塑，连同树木与喷泉，共同装饰着举世闻名的凡尔赛花园。
毫无疑问，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与它的花园在多方面为欧洲各国的宫廷树立了优雅生活的榜样，因此相当数量的美第奇花瓶大理石仿制品进入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王室与贵族们的宫廷花园，甚至城市的公共花园之内。虽然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像意大利一样，将仿制的美第奇花瓶放置在花园之内，但由于法国不同于意大利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其政治上的需要，路易十四发明了近代的室内宫廷生活，因此出现了对宫廷室内装饰品的大量需求。
与诸多其它装饰品一起，美第奇花瓶式的小型青铜雕塑仿制品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请进了法国的室内宫廷。但要让这个古典的大型花瓶能够适合路易十四时代的巴洛克装饰风格的宫廷，这并不是只按比例缩小尺寸进行复制那么简单。从中世纪开始，法国人就与众多其他欧洲人一样，更喜欢在宫廷内部用鎏金或镀氧化钴的青铜雕塑来作室内装饰，但法国当时的青铜铸造与鎏金或镀氧化钴的水平还不能制造出真正令人称道的美第奇式古典花瓶。
经历了路易十五时代的发展，到路易十六晚期，法国的装饰青铜铸造与鎏金、镀氧化钴技术才最终成熟起来。而经过启蒙运动与新古典主义潮流洗礼的艺术家们对古典艺术也终于有了深刻的理解与掌握。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装饰青铜雕塑艺术家，他就是皮尔-菲利普·汤米亚(Pierre-Philippe Thomire，1751–1843)。
在路易十六时代末期与拿破仑时代，他制造出了杰出的作品，包括一些美第奇花瓶式的新古典主义或帝国样式作品。皮尔-菲利普·汤米亚(Pierre-Philippe Thomire，1757-1853)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几十年时间里最伟大的装饰青铜铸造与雕刻大师。客观地说，他应该是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装饰青铜雕塑艺术家。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为法国王家铸铜-雕刻师皮尔·古铁伊尔(Pierre Gouthière, 1732–1813)工作;1770年代时，他与路易·普利尤尔(Louis Prieur)一起工作。之后，他成为了塞夫勒王家瓷厂(Manufacture Royale de Sèvres)的铸铜师，为该厂生产的绝大多数最重要的瓷器制作青铜配饰。
法国大革命以后，他成为法国皇室宫廷与城堡的家俱与青铜装饰品的供应者。同时，他还为一些法国与外国极其富有的赞助人提供服务，其中包括好几个拿破仑手下的元帅。他的作品也是包括俄罗斯皇室、英国王室等众多欧洲君王与贵族们追捧的对象。今天，他的作品陈列在欧、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众多顶级艺术博物馆中。当然，细心的人们偶然也会在欧美或俄罗斯的顶级古董行、拍卖行中找到他的作品。
这个豪华且富于张力的帝国式花瓶由皮尔-菲利普·汤米亚制作，并且刻有“汤米亚于巴黎”(THOMIRE A PARIS)的签名。关于器型，它的边缘装饰有珠串、圆蛋与皱褶形式相结合的饰带，向上翘的手柄;瓶的主体部分装饰有古希腊神话故事场面的浮雕;花瓶的下半体由老鸦企属植物(acanthus)演化出的花纹装饰，下部支足呈喇叭状向下张开，且支足顶部由月桂冠与瓶身相连接。
整个花瓶之下还有一个长方体底座，上面装饰有花环围绕的果蓝图案。汤米亚制作的这一花瓶显然受到了古代希腊的大理石雕塑作品美第奇花瓶的激励与影响，但是它并非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仿制品。汤米亚只是在整体造形上仿造了美第奇花瓶，在这个花瓶的浮雕创作方面，他作出了适当的调整，以彰显鎏金青铜所能表达的层次感与张力。
汤米亚制造过相当数量的古典式花瓶，如果说上面的这个花瓶是一个相当接近美第奇花瓶的仿制品，那么我们再看他所制作的另一个类似花瓶。这是一个精雕细刻且富于装饰性的卡帕尼亚式(Campana-form)花瓶，它的造型犹如一个倒扣的钟的形状。整个花瓶由顶级的青铜打造，表面鎏金并镀了氧化钴。这个花瓶的创作受到了美第奇花瓶与波几亚花瓶的影响与激励。
花瓶顶端边缘装饰了一圈由圆蛋与皱褶形式相结合的饰带;饰带之下的瓶身上部装饰了一圈葡萄藤，藤上有葡萄叶与葡萄果实；花瓶瓶身的腹部装饰了浅浮雕，它表现的是几位奥林匹斯女神，如花神佛洛拉(Flora)、爱神维纳斯(Venus)与狩猎女神狄安娜(Diana)，她们站立在云端，周边还有丘比特环绕;花瓶瓶身的下半部分也配置了异常豪华的新古典主义时尚装饰物，如花环、树叶、棕榈叶与玫瑰花等。
花瓶的两个手柄设在男性的脸谱之上。通体鎏金、闪闪发光且有装饰性凹槽的瓶底支座被放置在一个高大的方形基座之上，这个基座上装饰了青铜鎏金的时尚花纹与酒神巴库斯的脸谱。方形基座下还有一个方形底座，底座的边缘装饰了古希腊传说中的忘忧果树叶边饰。
此花瓶曾经是拿破仑皇帝赠送给符腾堡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Frederick I von Württemberg)的礼物;后来它成为了居住在拉图尔德佩勒的皮尔·德·布谢波尔恩男爵的苏利城堡中的藏品(the collection of Baron Pierre de Boucheporn in Sully Castle, La Tour-de-Peilz);现在它陈列在巴黎的摆钟艺廊。
与此花瓶类似的作品记录极少，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宫中陈列了一对确信为汤米亚制作的类似花瓶，它的瓶身上有以水为主题的浮雕装饰。第二个类似作品收藏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巴甫洛夫斯克宫博物馆，它与汤米亚制作的这个卡帕尼亚式花瓶很相象。
笔者希望指出的是，汤米亚不仅只用青铜制作古代式花瓶，他还会与巴黎塞夫勒王家瓷厂的艺术家们一起，用塞夫勒瓷作主体，再配上装饰性的鎏金青铜，制造出美丽而有富有魅力的装饰性古典式花瓶。在此举一个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中陈列品的例子，它是汤米亚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期制作的。
在法兰西帝国时代以及其后的王政复辟时代，相当数量的新古典主义花瓶或来源于古典花瓶造型的青铜装饰艺术品在巴黎被制作出来。汤米亚毫无疑问是这一潮流的领袖人物，其他的法国装饰雕塑艺术家也为这一潮流作出了贡献。19世纪初叶，拿破仑开始对欧洲各国的征服，而俄罗斯发起反征服，整场事件最终以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ksandr I，1777–1825)率领大军横扫欧洲，兵进巴黎而基本结束。
欧洲再次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与逐渐融合的时代。尽管拿破仑在军事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由拿破仑及其皇后约瑟芬奠定与推动的帝国形式的装饰艺术潮流却影响了整个欧洲。尤其是在俄罗斯，这种形式的装饰艺术风格变得异常流行，被称为俄罗斯帝国式装饰艺术风格。当然，随着人们对古典艺术、新古典艺术以及由此派生的帝国艺术形式的掌握，欧洲各国在制造古典形式的花瓶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民族风格与新的理解。
以下提供一些陈列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展品图片，供读者欣赏。帝国式花瓶，主题为十二月份，由柏林皇家瓷厂于1830年代制作，现陈列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俄罗斯帝国式花瓶，青铜鎏金与镀氧化钴加绿色大理石制成的，由汤米亚为俄罗斯制造，现陈列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俄罗斯帝国式花瓶，孔雀石与青铜鎏金工艺，1830年俄罗斯制造，现在陈列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