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细菌这个“打不死的小强”，人类该何去何从？细菌在和抗生素反复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变异或进化，细菌的战斗力增强，使得抗生素的使用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失效。这一结果导致抗生素治疗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此文将向大家介绍日益严重的细菌耐药性问题的来龙去脉，并从科学研究角度和社会监管角度分析应对细菌耐药的策略。
抗生素的发现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已有关于霉菌抗菌性能的报道，但具体机制不明。
1928年，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在培养葡萄球菌的平板培养皿中发现，在污染的青霉菌周围没有葡萄球菌生长，形成一个无菌圈，后来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抑菌圈。弗莱明认为抑菌圈是由于青霉菌分泌的某种物质，能够杀死葡萄球菌或阻止葡萄球菌生长所致，他把这种物质称为青霉素。但是，弗莱明并不是一个擅长于沟通和宣传自己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他的这一重要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直到1940年，澳大利亚的病理学家弗罗里和德国的生物化学家钱恩通过大量实验证明青霉素可以治疗细菌感染，具有治疗作用，并建立了从青霉菌培养液中提取青霉素的方法。弗莱明、弗罗里和钱恩这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据统计，青霉素从发现至今大约挽救了超过2亿人的生命。
抗生素的使用现状显示，中国人均抗生素使用量是欧美发达国家的5-10倍。
据2010年报道，我国每年因抗菌药物不良反应需住院或延长住院时间的患者为55万—263.4万人次，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导致约15万人死亡。每年用于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处理费用为29.1亿-139.3亿元，导致社会生产力损失3.4亿-16.2亿元。所以，抗生素滥用已不再仅仅是一个临床医学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威胁公众健康的生存之患。
细菌耐药性问题日益严重，每年有数百万人直接或者间接死于耐药性细菌。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类型的微生物都有可能产生抗药性：真菌可能产生抗真菌抗性，病毒可能产生抗病毒抗性，原生动物可能产生抗原生动物抗性。近年来，细菌耐药性更是成为一个引起全球广泛关注的问题。
应对日益突出的细菌耐药性问题，人类不会缴械投降，而是坚决地要与耐药性细菌战斗到底。细菌耐药性不仅仅是个科学难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那到底有哪些应对策略呢？从科学角度来看，寻找新类型（化学骨架）的抗生素是关键。现有的抗生素或多或少都已经面临了细菌耐药性这一问题。如果科学家能寻找到具有新的抗菌机制的新类型抗生素，无疑可以降低耐药性风险（亦或延长出现耐药性细菌的时间）。然而，这在抗生素新药研发中也是难度最大的研究方向。最近五十年，科学家寻找到的新类型的抗生素屈指可数。
从社会角度来看，需要加大对抗生素新药研发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
抗生素相关研究很难在学术领域获得资助。并且近年来，由于利润相对较低，很多国际大型药企逐步退出了抗生素新药研发，礼来、罗氏、赛诺菲、辉瑞、强生、百时美施贵宝等国际知名药企逐个放弃了对抗生素领域的投资。对抗生素新药研发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学术界和工业界都缺乏资金资助和动力去进行抗生素新药研究。巨大的、迫切的市场需求和较低的利润无疑是抗生素新药研发中的突出矛盾。
一款新药的研发耗时耗力，动辄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花费数以亿计。如果没有相应的财力、人力和政府政策支持，新型抗生素的发现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