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科学大家邹承鲁，天赋异禀，成就斐然，却也命途多舛，只能隐忍蛰伏。他是科学巨匠，也是“打假斗士”，虽知道站出来将付出的代价，他也不要求身边的人也这么做，但他本人，却是一往无前，虽千万人吾往矣。因为，在不义面前，他不愿意做沉默的同谋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院士曾评价：“邹承鲁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富有激情的爱国主义者。让人感受最深的是邹承鲁的科学精神。无论什么情况下，为了追求真理，邹承鲁都是坦率的，邹承鲁是一个直言的科学家。”
今天，是邹承鲁先生诞辰100周年。《赛先生》重发科学史学者熊卫民在2019年11月23日发表的文章，以纪念这位直言的科学家。
邹承鲁于1923年生于山东青岛。他父母都是江苏无锡人。母亲胡葵是大家闺秀，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父亲邹恩元是小地主家庭的独子，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然后一直在铁道系统工作，收入较为丰厚。
无锡人历来重视教育，而他的家庭也负担得起，所以他的哥哥、姐姐、小妹也都上过大学。作为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年龄最小的儿子，邹承鲁可以说是一位天赋异禀、得到了上天眷顾的人。
他从小就聪慧异常，喜欢问东问西，学习十分努力，虽因家庭关系（他父亲需经常变换工作地点）和战乱的原因，先后在长春、沈阳、北平、汉口、长沙、重庆等地换过很多小学、中学，往往同学还没认全，就不得不另换学校，可他依然取得了门门功课均极为优秀的成绩。
1941年，邹承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随后几年中，他于日寇的轰炸下，跟随杨石先、高崇熙、黄子卿、沈同、陈寅恪、朱自清、王力等名教授学习，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上又得到了更好的熏陶，学术水平得以进一步提升。
1946年春夏之交，他参加了第九届庚款留英考试。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这个考试已中断了好几年。它的录取率原本就非常低，这次变成由多届毕业生竞争仅仅一二十个名额，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邹承鲁第一次参加这类考试，一考就成了化学类第一名，并因此得到了宝贵的留学机会。
1947年7月，邹承鲁搭客轮赴英国留学。他先被分到伯明翰大学化学系，在诺贝尔奖得主、系主任霍沃思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糖化学研究，几个月后，他成功地转入剑桥大学，跟随凯林教授研究更心仪的酶学。尽管受战争影响，他在中学和大学时得到的实验机会并不是特别多，研究机会更是欠缺，但他进步非常快，很快能自己找研究题目，自己设计研究设备，自己制备实验所需试剂。
1949年12月31日，他得以在《自然》上，以单独署名的方式，发表他人生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在随后的2年时间内，他又接连在《生物化学杂志》等著名杂志上发表了6篇论文。在所有这7篇论文中，有3篇是他自己找的题目，自己提出的设想，而且，除其中1篇是与凯林教授实验室一位博士后共同署名的外，其余6篇论文都是他单独发表的。
1951年6月，年仅28岁、入剑桥大学才三年多的他顺利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留英中国学子中，他风头之盛，一时无两。
1951年7月，邹承鲁从英国乘船回到阔别4年、旧貌换了新颜的祖国。他于博士答辩前同时收到了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信。以他的口才，他本可以选择去清华大学任教，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工作，因为当时的中国把科研重心放在了科研院所而非高等院校，而他有很多研究设想，更想做研究一些。
在王应睐副所长的帮助下，邹承鲁建起自己的实验室，在科研方面迅速打开局面，取得多项重要成果。他和王应睐等合作的论文于1955年8月被作为当时中国生物化学界最重要的成果在第三届国际生物化学家大会宣读，而他和李林还被作为有很好的科研条件、过着幸福生活的归国科学家的典型于1956年8月得到《人民画报》的长篇报道。
1957年，情况发生变化，当局多次动员他们站出来发言，替党整风。邹承鲁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提了三条意见。上海的《文汇报》很快在头版把他的部分发言登了出来。这个报道只记录了邹承鲁的两条意见，话语写得比较平淡。实际上，对邹承鲁这样一个具有演讲天才的人而言，现场比文字要精彩得多。
1958年底，他参与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次年，他领导的胰岛素拆合组取得重大突破：先是完全拆开天然胰岛素的三个二硫键，将其变成稳定的A链和B链；然后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将拆开的A链和B链又重新组合成有5-10%生物活性的产物；后来又将产物中的胰岛素提纯、结晶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仅完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最后一步，还发现拆开的A、B两链能够按天然结构自动折叠成胰岛素。
1962年，他先后在《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论文的中、英文版。1987年，这项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邹承鲁所提出的方法、关系式和作图法在国际上分别被称为“邹氏方法”、“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不但被收入美、英、日等国的教科书和专著之中，还得到大篇幅的介绍。
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1-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1993-2001年，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从1978年起，他连续担任了2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1994-1999年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他还成了多家国际著名期刊的编委；1990年，他应邀而撰写的学术自传被载入著名的国际性丛书《综合生物化学》之中；1998年，全球最富盛名的科学期刊之一《科学》请他撰写“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China”，介绍科学在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言论环境大有好转。邹承鲁不但在科学上焕发第二春，还舒展了知识分子的本性，开始重新关注公共问题，有时还利用自己地位和声望，促成某些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自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驱逐台湾代表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度要求包括科学、卫生、体育组织在内的其他国际组织也驱逐台湾代表。而许多国际科学组织以促进不同地区学者的交流为己任，不愿意这么做。
是按某些保守政府官员的要求退出或拒绝加入这类组织，还是根据国际组织的意愿修改己方的要求？这是1979年7月摆在第11届国际生化大会代表、时任中国生物化学学会正副理事长的王应睐、邹承鲁面前的一个问题。
他们与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秘书长威伦、司库斯莱特，以及位于台湾的生物化学学会代表苏仲卿、罗同璧进行了广泛的磋商。与威伦和斯莱特的会谈尤其令邹承鲁感觉愉快，因为前者是他在伯明翰大学时的同学，而后者则是他在剑桥大学时的同学。
最后，他们决定接受威伦和斯莱特的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所属中国名下有两个团体会员，也即位于北京的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和位于中国台北的生物化学学会，从而妥善地解决了海峡两岸的生化学家同时参加国际生化学会联合会的问题。
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案后来被海峡的两岸领导批准，成为正式协议，并在此后为国际科学联合会所属的许多国际性学会联合会所采用，不仅给海峡两岸的科学界同行越过政治障碍一道参加国际会议、交流学术问题带来了很多方便，还给体育、经济、卫生、文化等其他领域处理两岸关系提供了示范，对于扩大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1989年后，许多留学生在学成之后仍选择滞留海外。面对这样的状况，国家有关部门一度采取了对出国严加限制、使用各种手段迫使出国人员归来的措施。
邹承鲁很不赞同这种与开放搞活政策相背离的做法。他认为，在热爱自己的祖国方面，这批新留学生和他们这批1950年代归国的老留学生并无二致。面对新留学生中有相当多数滞留海外的状况，我们应当从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从现行的知识分子政策中找原因。
在现实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待遇和工作条件太差：一旦回来，他们未必能被分配到一个合适的单位，未必能获得经费和条件进行研究，未必能延续他们有所专长的工作，未必能在收入方面脱离那时国内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底层。我们决不可逆时代潮流而动，采取管、卡、压的手段，因噎废食，因暂时有人滞留海外而影响国际交流。
真正急待我们去做的是改善国内工作条件，改善国内知识分子的待遇，增加自然科学基金，把提了多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真正落到实处。
他的观点首先在1992年的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的大会上得以阐发，旋即被《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等多家报纸登载，不但在留学人员中引发很大的反响，还影响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对巩固和稳定国家“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相比出国留学、访问及开会，阅读国际上最新的论文、并把自己的论文发表在国际刊物上是一种更加简便易行的交流的方式。对于促进论文的交流，邹承鲁也有属于自己的深入思考。
他先是鼓励自己的学生和同事尽量向国际刊物投稿，后来又通过政协会议、接受采访和自己写文章等方式发出了“走向世界”倡议。“走向世界”指的是我国科学家应当把更多的优秀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上。
以往，因为强调保密，我国科学家所做出来的很多结果，经常不能发表或没有及时发表。它们的水平到底如何，只好由领导说了算；或者组织一些人做同行评议、搞验收，由他们说了算。可中国人好面子、讲关系，在评议会上往往很难听到批评的意见。而验收会也通常是走形式，评议结果早已由当事者写好，它找来的“同行专家”也往往是那些有把握会为自己说好话的。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强调要发表论文了。我们国家也出版了更多的学术期刊，其中一些还是西文的。但总而言之，由于水平普遍较低和语言问题，这些期刊很少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在这些地方发表论文，固然因解决了国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有其经济或社会价值，也有助于国内同行进行交流，但光自己跟自己玩，毕竟难说为世界科学发展做出了多少贡献。
所以邹承鲁倡导，我国的科技工作者也应像广大运动员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往被SCI收录的、影响因子较高的刊物。那些刊物的匿名审稿人一般都是国际知名的专家，接受他们的严格审核，参考他们的意见对论文作修改，与他们进行讨论甚至辩论，哪怕只是得到了他们的退稿说明，对投稿人而言也都往往是一种难得的提高机会。
而我们的研究论文经常在国际重要刊物上出现，对于逐渐树立我国科学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有极大的作用。
邹承鲁的这个倡议得到了不少科教机构的响应，南京大学、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机构更是长年发布国内科教机构发表SCI论文量的年度排名，因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199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视在SCI收录刊物上发表论文。很多单位甚至产生了SCI崇拜，一度只要在SCI收录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不管其内容和质量如何，统统给予较高的奖励。它们不但要求科研和教学人员每年必须在那类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而且对研究生也有类似要求，没完成任务就不让毕业。SCI还渗透到了项目评审、科教人员职称评定等科教领域的每个角落。
这些措施使得我国在SCI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总数直线上升，从1990年的6055篇上升到2017年的36.12万篇，其世界排名也由1995年的第15位上升到2008年的世界第2位并持续至今。
尽管正如有些科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不考虑学科特点，以SCI论文为主要或唯一标准未免失之偏激（实际上邹承鲁并没有倡导以SCI论文为唯一标准），但是考虑到八九十年代我国学者与国际科学界的普遍疏远，当时强调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以进入世界舞台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邹承鲁还曾提出不可以管理技术的方式来管理科学，应当将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建议重建西南联大等。虽然这些倡议并未变成现实，但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可能也已基本达到他的目标。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做起来有难度，并非他一句话就能达成，能在官方和民间引发对问题的足够关注，也就不错了。
虽然邹承鲁提出的一些建议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最为普通民众所知晓的，还是他对科学道德的倡导，尤其是他与科学界的不端行为所进行的不懈斗争。
从1970年代末起，他就公开批评得到过领导人批示的刘亚光、得到过多位领导接见的牛满江。后来，他又以写文章、做报告、接受记者采访等方式，对陆祖荫、李富斌、邱满囤、王洪成、张颖清、周林、潘爱华、陈章良、王铭铭、陈晓宁、顾冠群、徐荣祥等人，以及“水变油”、“特异功能”、“伪气功”等事件进行过公开的谴责。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光维护科学道德、反对学术腐败的文章，他就发表过五十多篇。向骗子开战，向做虚假广告的利益集团开战，向假榜样开战，告知公众有领导为“榜样”所骗……这样做固然痛快，但也意味着不小的风险。
虽然科学界领袖身份给邹承鲁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但他也因此遭受了不少明枪暗箭、辱骂诋毁，甚至，他的学生、传记作者也受到影响……邹承鲁知道站出来说实话将付出的代价，并不要求身边的人也这么做，但他本人，却是一往无前，虽千万人吾往矣。因为，在不义面前，他不愿意做沉默的同谋犯。
长江后浪推前浪，邹承鲁的科学成就肯定会被后人所超越乃至遗忘，但他的独立、自由之思想，牛犊顶橡树、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如陈寅恪所言，将“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本文的主体部分曾在《科学画报》连载（2019年9月、10月、11月号），此处为全文，2019年11月23日发表于《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