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篇巴甫洛夫，俄罗斯生物学的绝唱中，巴甫洛夫深表遗憾地说：“自然，人家是对的。很明显，我们失去了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那个让巴甫洛夫追悔莫及的科学家便是斯塔林。斯塔林开辟了内分泌研究的新纪元，一生曾四次“陪跑”诺奖，遗憾的是，因为缺乏英国同行生理学家的支持，他并未摘得一块诺贝尔奖。
斯塔林（Ernest Henry Starling，1866-1927）,是家中七个孩子的长子，他出生于伦敦的伊斯灵顿，父亲是律师，曾在孟买担任王室秘书多年，每三年返回英国一次。斯塔林在伊斯灵顿和国王学院接受了早期教育，在伦敦盖伊医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在那里他获得了奖学金，并且获得了硕士学位。
1885年，19岁的斯塔林决定遵循导师的建议,访问德国海德堡，并与著名的生理学家库尼（W. Kuhne，1837-1900）合作。库尼已成为消化生理学领域的先驱，在国际上获得了公认，因引入“酶”和“胰蛋白酶”等术语而倍受赞誉。这段经历塑造了斯塔林，成为一名杰出的生理学家的未来，让他摆脱了经验主义，并寻求有科学支撑的医学治疗方法。
与斯塔林不同，贝利斯（William Maddock Bayliss，1860-1924）是个富裕的商业家庭的接班人，他出生于英国伍尔弗汉普顿，是家里独子，父亲是当地富裕的铁制造商。身为一个“富二代”，贝利斯享有相对特权的私人教育，他却很快从这些优质教育中认识到自己对医学的兴趣。随后，进入伦敦大学学习。在这里，贝利斯受到崇尚的剑桥科学传统的熏陶，并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
由于这种接触，他的早期训练几乎完全是在科学领域。斯塔林和贝利斯合作，发表了卓越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心脏的电动力现象（1890-1894）；肠的运动（1898–1901）；胰腺分泌的调节（1902-1905）。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消化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揭示了神经系统与消化过程的关系，使整个消化系统进入外科手术的治疗范围。
可以说，巴甫洛夫的消化“神经调节”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人们坚信所有腺体分泌物都是神经调节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即使切断神经，盐酸进入食道也会引起胰液分泌，这一现象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神经调节产生疑问。1902年，分泌素首次被两人发现，这是人体中第一个被分离的激素，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使医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甚至令这一年变成了医学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年份之一。
在1902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上，他们表明当酸到达胃时，空肠粘膜会释放出一种化学信使，该信史通过血液循环刺激胰腺分泌。他们将这种化学信使称为分泌素（secretin）。1905年6月，斯塔林在皇家医学院的克鲁年讲座（Croonian Lecture），“关于机体功能的化学相关性”中，首次使用“激素（hormone）”这个名称。这篇演讲内容发表在当年的《柳叶刀》杂志上。
激素源自希腊语，意为“沿着血液从细胞到细胞移动的化学信使，可以协调人体不同部位的活动和生长”。
激素发现后，斯塔林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心血管调节的生理学上，并在此领域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地位。1918年斯塔林提出了关于哺乳动物心脏机械作用的基本定律，指出在生理状况下，心脏的肌肉收缩力与肌肉伸展的程度成正比。他还发表了Starling曲线，显示了心输出量，做功量与右心房压力或心室舒张末期容积之间的关系。1899年，斯塔林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并且是生理学会的杰出成员。
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斯塔林仍继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和学生进行研究，直到1927年5月2日，在加勒比海航行中的一艘船上去世，葬于牙买加金斯敦。斯塔林是许多外国科学组织和机构的名誉会员，但那些堪称典范的成果却并没有带来诺贝尔奖或者爵士头衔的点缀。他不循规蹈矩的作风，加上他的尖锐批评，可能是导致了他堪称典范的工作被无情忽视。
他曾四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但缺乏英国同行生理学家的支持，以及本人与诺贝尔医学委员会的争论，可能是他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原因。
一百年前，史达琳首次提出激素时，人们对激素或化学信使的本质几乎一无所知。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人员将精力集中在确定这些内部信使的来源上。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科学家还成功地破译了激素的化学性质。各类激素纷纷被发现，命名和表征，如甲状腺，肾上腺，胰岛素，雌激素，睾丸激素和孕激素。在这一时期，激素研究领域诞生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这说明了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毋庸置疑，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果。回顾激素的一百年研究发展史，斯塔林在学术上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值得纪念并且铭记。在他的一生中，以惊人的毅力和力量强调了基本的科学态度和思想，是一位真正的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