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间，在地球上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三个地区——恒河流域，东地中海地区，长江和黄河流域——分别出现了相似的宗教学说：佛教、耆那教、婆罗门教，第二圣殿犹太教、斯多葛学派，以及道教。在地中海地区，公元前5世纪，倡导自律和禁欲的学说在希腊城邦中出现。新潮愈演愈烈，在公元前4世纪向整个希腊大陆传播，成为一场希腊文化运动，包含了斯多葛主义、享乐学派、怀疑主义和愤世嫉俗论等元素。
而在中国，尽管当时《道德经》和庄子还没有出现，但是最近的研究已经将关于自律的学说追溯到了公元前4世纪，也就是孔子开始传授儒家学说的时候。而关于“天道惩罚”的学说也很可能是在汉代以前就产生了。
史无前例地，这些学说都教导人们自律和禁欲，强调彼世的价值，推崇道德的规训。其中一些学说后来发展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世界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摩尼教。
这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斯1947年用“轴心时代”来总结这个文化上的巧合。亚斯贝斯认为，这个巧合对今天的人类来说至关重要：今天人类所关心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该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是在那个时期第一次被提出；而我们今天从宗教和哲学中获得的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来自那个时期人们的哲思。亚斯贝斯说：“今天我们所知的人类，在那个时期诞生了。
” 第一次，人类意识到，在物质存在之外，人们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和帮助他人过一种具备道德意味的精神生活。
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明中，相似的宗教学说同时诞生了？这些开创性的宗教运动不可能来自国家的大规模动员。尽管当时的国家有官方组织的宗教，但官教并不强调禁欲主义和道德约束。
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Nicolas Baumard等四位进化心理学家在最近发表在Current Biology上的文章中提出，很可能是三个地区同时出现的经济繁荣和物质富裕催生了关于彼世和禁欲的宗教学说。他们定量研究发现，在“轴心时代”长江黄河流域、恒河流域和东地中海地区同时出现了能量摄入（关于富裕程度的一个可靠指标）的快速增长。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此前的时代。
几位研究者比较了富裕程度和政治体制复杂程度对于产生禁欲宗教学说可能性的影响，分别验证了若干个“富裕程度解释模型”和“政治体制复杂程度解释模型”。他们的研究有几个有趣的发现：首先，所有衡量政治体制复杂程度的模型，几乎都不能解释轴心时代宗教的诞生，唯一有效的解释变量是国家人口。而在富裕程度解释模型中，六个里面有五个可以很好地解释轴心时代宗教的诞生。其中都市人口数量和能量摄取水平是最好的解释指标。
当研究者将国家人口这一衡量政治体制复杂程度的指标加入到富裕程度解释模型当中去以后，后者的解释力反而下降了。
几位研究者也探讨了富裕程度解释模型背后可能的因果机制。第一种可能性正是亚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的宗教诞生和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有关——一群学者和神职人员有足够的财富过一种不必为生计奔波的生活，同时有足够的闲暇能够思考和写作抽象的宗教。
与此同时，经济的繁荣也提高的民众教育和文化水平，创造了有足够学习和理解能力的信众基础。尽管这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轴心时代会出现复杂抽象的宗教思想，它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这些宗教会强调道德和精神生活，并倡导禁欲的生活。特别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新的上层阶级会被吸引去过一种视金钱和享乐为粪土的生活。
另外一种解释是，富裕的物质条件带来了开放多元的大都市的出现，使得自律、慷慨和普世主义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在文章的解释模型中，都市人口数量是一个很具有解释力的变量，这从侧面验证了这一观点。最后一种解释从生命历程理论出发，关注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生存策略的转换。
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不确定的环境变化，可能会带来一种短视的生存策略，使得人们自私自利，看重物质，对他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繁荣程度的提高则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策略，让人们更注重自律、自我提升，与他人合作。这些不知不觉影响了宗教思想，以至于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过去那些强调仪式、重视短期效益的宗教被强调禁欲和自律的宗教思想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