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对新生科技没有做好知识和心理上的准备，因此持慎重甚至疑惑态度乃是在所难免。尤其在中国，由于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科学家拙于大众传播与沟通的传统，加之政府出于种种考虑而采取的种种谨慎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加剧了公众的恐惧与质疑。面对这一切，作为科学家，是否应该反思自身的责任与担当之所在？
转基因技术只是工具，其使用必然有利有弊，科学家以及其他理性群体，对国内推进转基因技术最大的关注点乃是应该如何“平衡利益、管控风险”——在确信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生态的大前提下，如何保障国家的粮食供给及安全性，以及推动中国科技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转基因产业化的现状与展望
7.1 转基因生物育种的发展与思考
黄大昉：发展转基因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提高科技与市场竞争力密切相关。正是这两个相关性才是过去和现在中国政府制定转基因政策的根本依据，才是探讨“转基因安全”争议，寻求社会共识的重要基础。1）全球转基因生物育种发展势头强劲。首先，生物技术是整个生物产业的推动者和支柱。1991年成立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其的权威性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企业、研究单位、公众的认可。
2013年该组织发布结果（图1）显示，1996年全球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为170万公顷。转基因技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80年代加快发展，到90年代中期进入产业化阶段。2013年达到1.752亿公顷，转产业化初期的1996年170万公顷增加100倍，超过任何其他农业技术，也可以说是农业技术发展史上的奇迹。
现在有27个国家正式批准产业化，37个国家虽然没有批准种植，但允许它作为加工原料进口，这样总共有6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人口的3/4，这样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
7.2 转基因棉花为何没有引起争议
鲁白：对于转基因棉，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对意见。
7.3 产业化：只欠东风？
鲁白：中国转基因技术研发的整体现状如何？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现实是什么？
朱祯：中国可以看做是第二个转基因大国，但不能说是转基因强国。中国从事该技术的人数可能比美国还多。转基因技术研发阶段分成上、中、下游，上游是基因的发现和克隆，我们已经迅速赶上，某些方面甚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中游的转基因技术研发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国的组织培养技术很好，只是我们没有规模化，没有进行工厂化操作，这是欠缺。
下游产业化，面临最大的两个困难，第一是没有巨型的种业公司，我们国家前50强公司的市场聚集度总和还没有国际第一强的高，国际前3强占了世界市场的40%。所以企业不可能投入巨资进行研发。第二是舆论环境已经成为制约产业化的瓶颈。现在越讨论越复杂，关于安全性讨论和安全性检测项目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国际上，从政府到企业都在进行管理标准的制定，一旦这些监管变成国际标准后，将对中国的种业产生重大影响。
评述
鲁白：当下国内最“火”的科技话题，恐怕非转基因莫属。作为一位神经生物学家，同许多并不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一样，我一直认为对于转基因的争议，无论是有关转基因技术与食品安全问题，或是随之而来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乃至于从企业垄断到亡国灭种的等等“阴谋论”，都属于科技话题，应该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然而，随着转基因之争在政府与科学家的各种“澄清”与“辟谣”之中愈演愈烈，其矛盾根源之错综复杂也越发明晰。
纵观舆论场，各方对此争议所形成的背景、成因和现状，究竟有多少是基于客观的认识？如果参与者缺少全面及相互理解的基础，各执一词，甚至长期以讹传讹，这场转基因之“争”，又能争出多少有建设性的成果？科学家是独立于政府，非盈利组织，企业及媒体的专业群体，而目前转基因争议早已超越了科学范畴，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在讨论中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很荣幸作为主持人，参与了由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办的主题为“转基因求是论”的沙龙讨论。会上，来自生物医药、农业经济、环境生态以及转基因技术各领域的专家，对转基因话题进行了全局性的研讨与事实梳理。讨论涉及科技研发、国家战略、环境生态、经济贸易以及转基因政策的决策机制与管理模式。社会公众对新生科技没有做好知识和心理上的准备，因此持慎重甚至疑惑态度乃是在所难免。
尤其在中国，由于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科学家拙于大众传播与沟通的传统，加之政府出于种种考虑而采取的种种谨慎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加剧了公众的恐惧与质疑。面对这一切，作为科学家的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自身的责任与担当之所在？回想40年前，基因重组研究（也就是研发转基因产品所倚赖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在美国亦是一波三折，受到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双重钳制。
当时的生物学家们除了主动对基因重组技术的安全性进行讨论和调查，甚至在确立有效风险控制规则之前自愿地停止有关实验，并通过在公共空间发声，让公众一步步理性客观地认识到这一技术的可控性以及其巨大潜能。
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1978年终于为基因重组研究出台更为宽松和合理的管理条例时，诺贝尔奖获得者、DNA重组技术的先驱保罗·伯格（Paul Berg）就指出：“我们最终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源于那些正在参与这项工作也最有理由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可以对风险置之不理的科学家们唤起了对这些实验潜在风险的注意；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形，科学家们自愿呼吁暂停了与他们自身关系紧密的实验本身并自愿承担责任，对这些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处理，这些是值得赞赏的、富有道德感的行为。
”转基因技术只是工具，其使用必然有利有弊，科学家以及其他理性群体，对国内推进转基因技术最大的关注点乃是应该如何“平衡利益、管控风险”——在确信保护公众健康与环境生态的大前提下，如何保障国家的粮食供给及安全性，以及推动中国科技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沙龙虽规模甚小，与会者又多是科学家，然而争论之激烈、观点之多元、对施政建言之犀利，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此次会议收获颇丰，我们认为有责任将讨论成果整理发表，提供给公众作为参考，希望能帮助读者形成比较实际而又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