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斯教授是研究神经胶质细胞对于神经元影响的先驱。人的大脑的细胞分为神经元与神经胶质细胞。神经元能通过电信号与其他细胞交流，使我们能够感知世界，产生思维，控制行动。但从数量上来说，神经元却不占多数——超过50%的脑细胞实际上是不能传导神经冲动的神经胶质细胞。由于不像神经元那样可以传导神经冲动，看似“沉默”的神经胶质细胞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
本·贝尔斯教授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揭示了神经胶质细胞并不是神经系统的附属品，而是通过分泌多种蛋白因子而促成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形成连结，在大脑发育和修复神经元损伤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团队开发出了一系列分离、培养神经胶质细胞的实验技术和工具，并且将这些宝贵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所有同行。这些研究手段让人们得以逐步揭开神经胶质细胞功能的神秘面纱，革命性的推动了神经科学领域的发展。
科研之外，本·贝尔斯教授曾写过三篇时评，分别题为《性别重要吗？》、《如何选择博士导师》、《导师不应阻碍博士后研究员的职业发展》。这三篇时评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让他，以及他传奇的一生，在神经生物学圈外广为人知。
本·贝尔斯教授的变性经历让他体验到了一些从前作为芭芭拉时无法注意到的事情。男性视角给了他别人没有的机会：他体会到了社会对待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方式。
变成男性后，本说：“我终于可以不用被别人打断而完整地说完一句话了。”一次，本受邀到一所大学做讲座，介绍自己实验室中的最新成果。报告结束后，他听见台下个两位同行在窃窃私语——“本·贝尔斯的科研工作非常好，比他姐姐做的好多了”。说这话的人，以为本·贝尔斯和芭芭拉·贝尔斯是姐弟俩。这句无心的点评让台上的本陷入了深思：这是偏见吗？女性科研人员是不是更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这个社会对于女性是不是真的存在偏见？变性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本·贝尔斯教授的这份坚持，不仅仅为女性，也是为所有的少数群体。他曾经多次表达对美国学术界对亚裔的歧视的不满，也曾经积极推动霍华德休斯基金会在审批基金时取消一切地域和学校的限制。曾几何时，该基金会要求申请人必须是某些名牌大学的教授，并且对这些学校能送审多少份申请有名额限制。
他三番五次地“打扰”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和评审委员会，希望他们能取消这些限制，让申请人能够自主提交申请。基金会最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取消了申请过程中的限制。这大大增加了少数群体，以及在不太知名的学校任职的研究人员获得经费的可能性。
本·贝尔斯教授真心希望自己的学生们在从实验室离开后，能独立做出优秀的工作。他一直认为，每一位博士后研究员的研究课题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智慧结晶。
所以，几十年来，他鼓励每一位学生在学成离开实验室时带走自己的研究课题及所有衍生的研究材料和技术，并承诺自己不会继续进行任何与这些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以保障他们在学术生涯刚刚起步时能不受太多竞争压力。但他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环顾四周，他为其他学生所承受的恶意竞争感到痛心。
本·贝尔斯教授去世一年后，他手下最后四个博士后研究员同期开始找工作。其中三人找到了美国排名前二十的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另一人在美国顶尖的生物医药公司成为独立研究员。李清昀老师就是这四人中的一位。2019年末，他带着他在博士后期间的技术员一起入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学术生涯。
在本·贝尔斯教授放弃治疗之后的那最后几个星期里，骆利群教授多次去家里探望他。
有好几次，本的状态已经很不好。但过几天，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又能恢复一些。这么反复几次之后，骆教授再去探望时，他满脸歉意：“利群，真的是非常抱歉我还活着，害的你们反复来看我。”他曾经多次跟自己的学生们掏心窝子：很多年前在他患乳腺癌时，他就被查出有BRCA2基因突变。他的母亲因乳腺癌而在四十多岁时就去世了。他笑着跟学生们说：“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的人生短暂，所以我才活得这样竭尽全力。”
本·贝尔斯教授离世后，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科学》，《自然》等近百家媒体发表了纪念他的文章。在其中一篇纪念文章中，他曾经的学生、现任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系的安德鲁·休伯曼教授回忆起本·贝尔斯教授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了我的一生。我希望改变自己的性别，于是我从女性变为了男性。我希望成为一名科学家，于是我成为了科学家。
我希望研究胶质细胞，我也做到了；我为我坚信的理念发过声，也相信自己为这些理念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至少，我为以后会发生的改变做了铺垫。我没有任何遗憾，并且已经做好了离世的准备。我真的度过了最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