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时间4月23日16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264万，其中，死亡病例数超18万。新冠肺炎在美国大流行后，美国生物领域泰斗式的科学家大卫·巴尔的摩近日站出来发话了，他认为此次我们在应对新冠疫情上表现得很差，如同上世纪80年代他们在应对艾滋病流行时表现一样迟缓，当时很多人认为HIV病毒只针对特定人群，里根总统甚至不想使用AIDS、HIV这些词，最终造成艾滋病在全球广泛传播。
当下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艾滋病（AIDS）大流行有些类似，都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较量。上世纪80年代，病毒学家、诺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参与了艾滋病的防控工作。近日，巴尔的摩接受加州理工学院的记者采访时，谈及了他对新冠肺炎流行的看法，并比较了两种流行病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为下一次不可避免的大流行做好准备。
巴尔的摩：主要区别之一是新冠病毒（SARS-CoV-2）具有极强的传播力，而艾滋病毒（HIV）的传播力则较低。此外，它们之间还有许多其他差异。首先，它们属于截然不同的病毒家族。新冠病毒是一种冠状病毒，而艾滋病毒是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或慢病毒（lentivirus）。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进化历史，并且在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
尽管它们都是病毒，仅在细胞内生长的、很小的非细胞生命形态，但它们的行为方式截然不同。相似之处是，它们都来自动物。艾滋病毒的宿主是猴子，新冠病毒的宿主，我们认为是蝙蝠，对人类而言它们都是新事物。此前，我们没有任何用于治疗冠状病毒的药物，因为直到现在冠状病毒才成为一个大问题，冠状病毒引起的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也只是小范围爆发，我们相对较快地控制了疫情。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束手无策。
我们希望通过已开发的其他药物来抗击新冠病毒。很显然，我们也没有疫苗。尽管我们需要从头开始，但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储备库，很多公司正在开足马力针对病毒研发疫苗。普通感冒也常常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为什么不将它们视为大流行病？巴尔的摩：普通感冒也会造成大流行，但它们并不致命。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有数百种，其中有些是冠状病毒，通常我们不必担心它们，它们在孩子中间引起轻度感冒，然后消失。
但由此我们忽略普通流感病毒，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公共卫生官员有时会研究普通感冒，至少可以了解其自然历史、分布情况、传染性等。与引起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不同的是，新冠病毒会对1％-5％的感染者有致命性。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没有免疫力，它正在杀死人们，而且它对我们社会正常运转的破坏程度非同寻常。自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以来，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看到过。
我们在艾滋病的大流行上处理得很差。在1980年代初期，这似乎是一种主要影响男同性恋者的疾病，当时同性恋被视为异类。里根总统甚至不想使用“AIDS”、“HIV”、“gay”等词。因此，由于同性恋恐惧症，我们对HIV流行病的反应非常缓慢。一二十年时间后，我们才意识到，这种在同性恋社区中广泛发现的病毒，也存在于同性恋社区之外，尤其是在非洲地区。
同样，我们现在要意识到新冠病毒正在威胁着我们所有人，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人群。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需要把它当作对我们社会的威胁，而不仅仅是某一类人的疾病。然后通过防止接触和药物治疗进行更有效的预防。但这花了很长时间。1986年，我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联合主席，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名为《对抗艾滋病》（Confronting AIDS）的报告。
这项活动原本应该由联邦政府进行，但联邦政府害怕触及，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完成了这项活动，并且为美国制定了一项研究病毒、对病毒做出反应以及采取行动的计划。国会拨款后，我们开始了这项严肃的研究计划，而这时候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反应与之前对艾滋病的反应非常相似。我们试图将其归为仅特定人群的疾病，如只有中国人才易感，美国人试图忽略它。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病毒不仅会影响到一群人，它会传播到所有人。一旦我们知道新冠肺炎具有传染性，我们就知道它将会在世界各地传播。现在我们发现纽约市可怕的疫情，实际上，它是从2月开始的，但当时没有人关注它。我想说纽约的疫情来自欧洲，不是中国。我们必须投入资源，自我保护，并增强在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疫苗、快速反应和病毒学等领域的能力。
我们应该有一群研究公共卫生人员，持续不断地研究，查看自然界中的所有病毒，并告知公众，“如果这种病毒扩散，我们该怎么办？”事实上，以上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样做实际上代价并不高。我们不能依靠工业界来做这件事，因为它在经济上没有吸引力，它必须是由公众（政府）来完成。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每次发生流行病时，我们都会说：“现在，我们必须进行研究，为下一次流行病做好准备。
”但短短几年后，这种动力就消失了，资金会被转移到其他项目上，我们无法维持对自然界的监视。我们没有保持我们在疫苗和药物开发方面的能力，因此当下一次流行病来临时，我们又得重新审视。这是目光短浅的，但又是事实。实际上，我对正在发生的疫情印象深刻，一些公司总会简单地说，“我们将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会担心它是否带来回报。
”我认为，我们对此问题做出的回应已经晚了，这种流行病传播得如此广泛和快速，剑已悬在头上，除非我们倾尽全力迎战，否则会功亏一篑。我们现在来不及了，真的太晚了。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我们要设立一个全国性的计划，以确保疫情再次发生时，不要像现在这样毫无招架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