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我们多数人都会活到老年，相较于其他定义我们社会身份的分类，你可能会觉得老年人这一定义较少会收到“我不是”及“我从没考虑这个问题”的反馈，毕竟老年与性别或者种族不同。绝大多数情况是，人们还会保持和出生时相似的状态。老年也不同于癌症或者心脏病，尽管很多人都患有这类疾病，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得，在得某种疾病之前你不知道自己在哪个阵营。但去世之前，人总在变老。信仰、外貌、国籍和宗教信仰也与老年不同。
你或许不会改变自己的政见或发型，但一生中你都有选择的权利。相反，为什么我们能更广泛地团结以及更有效地抗击老年问题，部分原因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变老，无论你是谁。撇开孩童时期不谈，年轻总是伴随着力量、社会能力和性能力的增强，每种能力的定义也决定了它们都是短暂的，所以愈加珍贵。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在美国的清教徒中，老年群体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成就，因此理所当然地被人尊重。
当下，大众崇拜年轻的模特、演员和运动员，对他们的奖赏和褒奖超过其他群体，甚至高于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身家上亿的科技大佬。或许大众把老年群体当作其他人还有其他更重要的解释。从定义上说，社会身份是理性的，人类可通过和其他人的比较来找到自己的定位。正如波伏娃所解释的那样：“差异性是人类思想中的一个基础类别，因此人类群体建立的过程中都必须比照自己再建立差异群体。”
在人生的前几十年将老年当作不同的群体对待，这将带来一定的后果。唐纳德·赫尔，一位80岁的诗人，后来成为散文家，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老年群体最根本矛盾的表述。在80岁时，我们明白自己是“外星人”。如果我们短暂忘记了自己是老人，在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有人会提醒我们；或者当我们遇到年轻人时，他们观察我们的感觉像是老年人长了绿色的皮肤、好几个头，身上还有肉瘤。
人们对我们的孤立是冷漠的，虽然可能出于善意，但总是让人感受到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很显然，上了年纪以后真正的挑战也会随之而来，但这些挑战只是让老年生活变得辛苦的一部分。最核心的因素还是我们对老年人的反应。生活中，生理部分并不是影响老人体验的唯一因素，否则清教徒老人也不会在礼拜堂获得最好的座次。围绕生理健康的个人、社会及文化建制在深深地影响着老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我们在自然与文化的共同影响下逐渐衰老。
就年纪而言，他物感并不仅仅限于老年群体。这一倾向发生时间较早、发生频率较高，并不全是负面影响。莎拉·曼谷索在《持续》中提到：“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看，母亲是一个不变的个体、一个巨人，是不会变化也不会演化的人类有机体，在很多方面与年轻人类似。”她的这一表述可以被理解为年轻大脑的一种局限，但同样代表着我们最早的对他物的感知，也反映出我们最早的直觉反应，即将他人简化成遥远、抽象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