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一场意外的空袭后，大批盟军士兵因不明原因死亡。专业能力精湛的医生斯图尔特·亚历山大，发现了其中的端倪：芥子气毒气弹是罪魁祸首，而这些毒气弹还是盟军自己储备的。但是，在战争期间，这一消息毫无疑问遭到了封锁。
沮丧之下，亚历山大医生想到之前的动物实验提示氮芥可能对白血病治疗有效，便利用这一机会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生化数据。他和其他研究者在战时获得的实验结果，为第一个癌症化疗药物的出现奠定了关键基础。这一系列的研究，也导致了斯隆-凯特琳研究所（Sloan Kettering Institute）的诞生。
今天是这场意外空袭发生的80周年。战争摧毁生命；当人类将努力用于拯救生命，而非战争时，人类才可能得到救赎。
1943年12月2日晚，位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巴里城一片灯火通明，整个海堤停满了盟军的油轮与满载军火的货船。盟军与德军争夺意大利半岛的战斗正处于白热化。虽然交火前线距离城北部仅150英里，但巴里城区和海港都完好无损。因此，盟军将巴里港作为地中海的后勤服务中心，为盟军提供大量军需物资。
12月2日晚7点，德国空军105架轰炸机忽然从云层中出现。一道道耀眼的闪光伴随着巨响，整个城市很快被笼罩在一片火焰之中。长达20分钟的突袭摧毁了巴里港口，满载弹药和油料的船只相互引爆，成百上千的人从船上或岸边落入海中，他们拼命挣扎，冰冷的海水混合着泄露的汽油向他们涌来，浸湿了他们的身体。
这一在二战中被称为“小珍珠港事件(Little Pearl Harbor)”的空袭，共造成至少17艘盟军舰艇沉没，近千名士兵和平民死伤，整个海港的运输停摆数周。然而，这些损失只是噩梦的开始。
为了保暖，很多侥幸从冰冷刺骨的海水中获救的人始终穿着被油浸透的衣服，然后他们被裹在毯子里送到医院。这些伤员很快出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症状。很多人抱怨眼睛刺痛，逐渐无法看清东西。随后，他们的皮肤局部也开始出现恐怖如气球大小的水肿。一些伤员出现麻木和脉搏微弱，血压极低。他们对常规的治疗完全没有反应。不久，很多人就悄无声息地去世了。医护人员感到困惑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伤员的迅速死亡？
于是，29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斯图尔特·亚历山大奉命从北非的盟军总部阿尔及尔出发，前往巴里港进行调查。亚历山大原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名医生。二战爆发后，他在马里兰州埃奇伍德的兵工厂接受了有关毒气弹危害和防护的培训，随后作为化学战顾问加入军方。
亚历山大在埃奇伍德进行化学武器培训时，他有机会对芥子气和氮芥的性质进行过详细的研究。所以当他在空袭后第五天走进巴里港的医院时，很快就注意到在充满血汗气息的病房中夹杂着一股古怪的大蒜味道——这正是他之前熟悉的芥子气气味。再结合伤员出现的症状，亚历山大高度怀疑这些士兵的死亡原因是遭受了毒气弹的袭击。
虽然亚历山大很快有所怀疑，但他并不敢妄下结论。
经过仔细检查士兵的受伤情况，他发现许多人的伤情比一战时因吸入芥子气导致的伤害要严重。为了彻查整个事件，亚历山大又询问了伤员空袭当晚的经历，确认了他们所在的船只，还绘制了港口各舰艇停泊位置的草图。综合各方面信息，亚历山大发现大部分伤情严重的病员集中在美国约翰哈维号轮船周围。亚历山大思考，如果是德军空袭时使用了毒气弹，那么受芥子气毒害的区域不应该如此集中。那会不会是盟军的舰艇携带了毒气弹呢？
此时，约翰哈维号包括舰长在内的所有船员都已经在空袭中阵亡了，所以亚历山大只能将自己的怀疑当作紧急情况上报给了英美两军的高层。然而，他得到的回答却令人无语。罗斯福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请让我随时了解情况”，而丘吉尔更是对此矢口否认，说毒气弹不会出现在巴里。
正当亚历山大在病房中调查伤员死因时，一名司机在巴里港口附近发现了疑似毒气弹的弹壳碎片，上面并没有德国毒气弹通常带有的黄十字标识。经过盟军军官的确认，这一弹壳碎片应属于美国100磅M47A2芥子气炸弹。这无疑进一步证实了亚历山大的怀疑。最终，一位知情的港口官员承认，空袭前四天靠港的约翰哈维号军舰上面的确载有千枚从美国运来的芥子气毒气弹。
这批毒气弹是美国运到欧洲留作后备手段使用的，因为盟军曾经收到过警告，希特勒可能要凭借毒气对付登陆欧洲的盟军。盟军担心巴里港毒气弹泄露的消息如果传给敌方，可能会招致警觉和报复，所以对此三缄其口、欲盖弥彰。丘吉尔甚至还下令要求修改相关的医疗记录，用烧伤、肺部并发症，来取代亚历山大做出的芥子气暴露的诊断结果。
盟军高层试图掩盖真相的做法，使得很多伤病员不能及时得到有针对性的治疗而去世，身为医生和化学战顾问的亚历山大对此也无能为力。他只能思考，是否能使这些伤员的牺牲变得更有意义。
当时，亚历山大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接触并研究过氮芥化合物的医生。早在埃奇伍德进行培训时，他就利用一批从德国走私而来的氮芥，初步探索了氮芥的生理活性，实验对象是20只兔子。他发现，接触氮芥气体会导致动物皮肤、眼睛和肺部的损伤，这与一战中士兵遭受芥子气毒气弹袭击后的现象一致。此外他还观察到，如果将氮芥液体注射进兔子体内，兔子的白细胞会神奇般地降到极低的水平，特别是淋巴细胞和骨髓细胞的增殖受到显著抑制。
减少淋巴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是医生在治疗淋巴癌和白血病时所梦寐以求的。那么氮芥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呢？当亚历山大提出对氮芥的药用特性进行一系列实验时，军方负责人却告诉他，这不是埃奇伍德实验室的职责范围。现在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经费来进行这种与战争无关的事情，研究防毒措施和解毒剂才是他们所关心的。
现在，面对病房中众多因直接接触芥子气毒液而受伤的病员，亚历山大突然意识道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眼前。于是，他立即要求对死者和伤病员进行血液化验。初步检测发现，病人的白细胞数量的确严重偏低。因为战地医院条件有限、人手紧张，他还将很多血液样本和皮肤样本小心封装后寄往美国埃奇伍德的实验室，以进行更全面的生化分析。
事后，亚历山大将此次毒气泄露事故详细总结后上报。虽然整个二战期间盟军高层都在试图掩盖灾难真相，但这份报告却受到了美军化学武器部医学主任科尼利厄斯·罗兹的高度重视。罗兹本人曾在纽约市肿瘤医院工作，他认为亚历山大从巴里港轰炸中获取的数据对癌症治疗具有重要价值。要知道，当时的医生只能靠外科手术和放射疗法来对付癌症，而白血病几乎还是不治之症。
亚历山大有所不知的是，就在巴里港空袭的前一年，为深入探究几种化学武器的生理活性，美国政府科学研究发展部就与耶鲁大学签订了相关协议。研究氮芥的任务被分配到阿尔弗雷德·吉尔曼和路易斯·古德曼两位药理学家身上。他们同样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发现了氮芥的药用价值，尽管他们也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人体实验，但已经尝试将氮芥用在一位经其他方法治疗无效的晚期淋巴癌病人身上。
他们观察到用药后肿瘤明显消退，虽然由于严重的副作用，他们最终没能挽救这位病人的生命，但仍然为氮芥的治疗效果感到兴奋。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用药物抗击癌症的战斗才刚刚打响。亚历山大在巴里港空袭中获得的详实数据，与逐渐解封的耶鲁大学的实验结果相结合，为未来癌症治疗指引了新方向。罗兹牵头召集了一批顶尖科学家和医生，又说服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出资相助，在纽约肿瘤医院基础上成立了斯隆-凯特琳研究所，成立之初便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化疗药物的开发。
1949年，经FDA批准，氮芥类化合物中的HN2成为第一个可用于癌症治疗的药物。氮芥的抗癌活性源于它可通过与DNA结合，交联两条链，从而使DNA失去复制能力并最终导致细胞死亡。虽然硫芥子气和氮芥具有类似的性质，但由于诸多原因人们最终选择了氮芥作为临床使用的化疗药物。
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氮在有机分子中可以形成三个化学键，方便保留活性基团的同时对其进行进一步结构修饰，以获得更具靶向性和副作用更低的抗癌药物。例如，环磷酰胺是氮芥的衍生物，也是目前临床中仍在使用的化疗药物。它在癌细胞中过量的磷酰胺酶或磷酸酶作用下，才会水解形成有细胞毒性的磷酸胺氮芥，从而减轻了直接使用氮芥带来的毒副作用。
战争带来杀戮和死亡，但亚历山大凭借其卓越的专业精神，从一场灾难中获取了宝贵的实验数据，促成一种潜在的化学武器转变为最早可用于临床的抗肿瘤药物，对于癌症治疗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化疗药物的出现使得患癌病人的生存率显著提高，人类对癌症的认识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众多患者生命的延续，或许也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慰藉着80年前那些在巴里港空袭中受难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