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大学之后，真的“解放”了吗？一个客观现实是，教育公平政策的确将更多第一代大学生吸纳进了大学。但是，来自不同家境的学生虽然同处一座校园，对大学的了解和在校的感受可能相距甚远。
《赛先生》推荐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郑雅君的新作《金榜题名之后》，作者通过对位于京沪的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了一种隐性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是否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
对学生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学校在多大程度上平等，而是他们离开学校时是否能不受自己社会出身的影响，在平等的原则下去迎接同辈的竞争……换句话说，学校只有使学生的前景尽可能免受其社会出身的制约，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1966，p.71-72
大约自科举取士以来，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就已成为中国社会妇孺皆知的常识，勾勒出中国式贤能政治的社会理想，也奠定了历代学子的自我期许。古有《劝学诗》云：“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今有高悬在高中教室的励志标语：“辛苦三年，幸福一生”。教育成就与前途之间的紧密关联早已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预设，驱动着千家万户对子女教育的慷慨投入，也成为了寒门学子刻苦学习的不竭动力。
近代化之后，教育更是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推行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治理的基石。在几乎所有关于工业化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模型里，都将教育视作个人获得职业地位的首要机制。换言之，教育在现代社会承担了授予人力资本的功能，是帮助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梯子”。而在众多门类的教育中，高等教育无疑已成为那架最值得向往的梯子：一纸大学文凭，在许多国家都已成为通往高级职业和体面生活的前提条件。
在中国，通过考上大学来换取丰足人生的希冀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实。大学扩招20年来，高等教育系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扩张。高达45%的毛入学率，意味着上大学对普罗大众来说已不再是黄粱一梦，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出现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均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大学文凭的经济回报大幅提升，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去向选择上也愈发自由和多元化；“211工程”、“985工程”以及“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等一系列重点高校建设项目正在支持多所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迈进；2008年以来，一系列倾斜性招生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助学贷款、“绿色通道”等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也日臻完善。
所有这些振奋人心的事实，似乎足以令人确信：任何一个学生，不论其家庭经济背景如何，只要靠勤奋学习考上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所重点大学），他/她便可以挣脱原生家庭的限制、迈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光明未来。
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说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业已深刻地内化了这一预设。
不论是国家对重点大学公平入学机会的大力倡导，还是中产阶级父母千方百计为子女争取的择校机会，抑或是地方县市高中生分秒必争的课业安排表，以及无数公益机构想要托起的农村孩子的大学梦，还有每逢高考必然刮起的为考生加油的舆论热潮……一桩桩社会事实堆叠映衬，制造出了一种带有救赎意味的幻象——正如许多老师和家长告诉学生的那样——“考上大学之后就‘解放’了”。
这一预设同样影影绰绰地显现在学术研究界。
自从教育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至今，其主流关切稳定地集中在社会分层、入学机会和职业地位获得上，对于教育过程则关注甚少，使得高等教育的过程与其结果的关联机制长久以来处于“黑箱”状态。当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现实生活体验被化约成一个个结果变量，获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内部的分化被忽略了，大学生的际遇也似乎被想当然地假定为某种同质的过程。然而，考上大学之后，真的“解放”了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
一个客观现实是，教育公平政策的确将更多第一代大学生吸纳进了大学。然而，正如安东尼·杰克（Anthony A.Jack）的《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所言：“入学并不代表融入”。来自不同家境的学生虽然同处一座校园，但对大学的了解和在校的感受可能相距甚远。那么，中国寒门学子在大学里究竟体验如何？他们上大学的过程是否还带着家庭背景的些许烙印？大学“入场券”与高级职业之间究竟是如何衔接的？
遗憾的是，已有的知识并不能为我们充分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
本书旨在提醒读者注意到埋藏在这一幻象之下的现实：对于那些冲破无数壁垒、最终赢在高考的寒门学子而言，考上重点大学虽可说是一个众望所归的胜利，却更是另一轮激烈角逐的开始。并且，由于这一轮角逐的规则更隐蔽，寒门学子的取胜难度更大，也可能经受更深刻的痛苦。
基于对国内两所著名大学62名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跟踪式访谈，本书将向读者展现，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社会背景下，一纸名校录取通知书并不能确保将学生带入向上流动的光明前景，而仅仅是一张声称“获胜者通往此地”的游戏入场券。
要在大学场域里的这场游戏中获胜，即在毕业前夕可以顺利获得高级职业的入职邀请，或是著名研究所的深造录取，学生需要掌握一整套特殊的技艺——一套关于“合理”看待与安排大学生活的实践图式。更重要的是，这套技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优势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所赋予的。
低微家庭背景出身的学生，即便考入名校，享有学校提供的丰厚资源，或许也勤奋努力、执着追求，却很可能因为没有以某种有效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难以将所取得的名校文凭兑换成更高的职业地位。换句话说，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又一重隐秘的筛选过程，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
本书名为“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意在揭示身处一流大学中的寒门学子们面临着的不为人知的文化障碍，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这种文化障碍的成因及其后果进行了分析。
基于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和实地调研所得的资料，本书提出了出身于优势和劣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组织大学生活的两类典型的实践模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总结了运用两种模式的大学生在大学安排时间与精力的特征，揭示了为何“目标掌控模式”通常能带来比“直觉依赖模式”更优势的出路；接着，本书还考察了两种模式下大学生是如何使用熟悉的文化资源来选择生涯发展方向的，揭示了价值信念对于塑造出路优势的重要性。
通过对“家境的影响”、“在校的投入”和“方向的选择”三个相互嵌套的过程进行分析，本书从文化的视角揭示了名校大学生的毕业出路发生分化的机制。本书提出，对“目标掌控模式”的掌握与运用作为一套根植于阶层习性的文化技能，至少是部分地导致了各校大学生毕业出路优势的分化。
需要澄清的是：尽管本书试图说明“目标掌控模式”能够制造更多的毕业出路优势，本书却无意于褒扬或倡导“目标掌控模式”，也无意对运用任何一种模式的学生表示评判，更不是为了表达对现状的悲观无力感。本书所要做的是一种尽可能去理解现实为何如此发生的经验现象探究，是一种以促进教育成果共享和社会公平为立足点的社会学努力。
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世界的苦难》扉页上提到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对寒门学子在名校当中的现实处境达成理解而非诊断或批评，是写作本书的出发点。我试图揭示的，无非是不同阶层所拥有的天差地别的客观条件，铭刻进了阶层成员各自的身体，化作了他们日用而不知的“上大学”的独特实践。
对于模式的使用者而言，两种模式各有其合理性，而其作用机制和后果却值得仔细思索。无论读者（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立场如何，两种模式各自对学生的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所带来的潜在后果是不容忽视的。归根到底，只有在清晰洞察现实的前提下，大学、学生和政策制定者才可能朝着各自的目标采取明智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