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评价从来不易，从“两弹一星”元勋名册上差一点漏掉钱三强说起。1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十五年举办同样的盛会，足见国家科技奖“成色之高”。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成色”最高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再度空缺。这是继2004年之后，国家最高科技奖第二次出现空缺。而2015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未能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更是引发热议。
其实，评奖涉及很复杂的事。比如，现在认可度比较高的“两弹一星”元勋，其遴选过程也是惊心动魄，难尽人意。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颁发奖章和证书。
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大力弘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从此，“两弹一星”元勋广为传播，为中国人所熟知。那么，“两弹一星”元勋是怎么选出来的呢？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999年初，《科学新闻》周刊刊登了《科学时报》记者刘振坤专访张劲夫而形成的《在中国科学院辉煌的背后》一文。
此文在科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特意给张劲夫打越洋电话，建议张老正式披露中国科学院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历史。张劲夫觉得科技界的呼声和意见有道理，是时候披露出来了。但他很慎重，专门就此事打电话征询时任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路甬祥的意见。路甬祥说：“披露这段历史，我当然赞成。
至于保密问题，我相信你所讲到的多是宏观的，不会涉及到太多技术保密问题，更何况时间过去了三、四十年，如果需要再谨慎一点，我们可以交给国家有关保密委员会，请他们审看嘛。”
作为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是最希望公开这段历史的，因为1999年既是建国50周年，也是中科院建院50周年，隆重纪念中科院建院50周年并大力宣传中科院5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本来就是当时中科院领导层着力推动的事情，张劲夫主动提出公开那段中科院最辉煌的历史，对于路甬祥而言，正可谓“求之不得”。
并且，在国家深入推进科研院所“转制”改革的背景下，公开这段历史对于中科院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和资源是极为有利的！事实上，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即得益于此。因此，路甬祥和中科院党组极力推动此事。
在中科院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1999年3月中旬，张劲夫写成《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草稿，经中央办公厅报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江泽民对此文非常重视。4月27日下午4时许，他亲自给张劲夫打电话，“认为张老的文章写得非常之好，不但要在《科学时报》发表，而且要在《人民日报》等大报发表。这段历史不但要让全国人民特别是中青年知道，还要向全世界公布。他已委托曾庆红同志落实文章在大报上发表的事情。”
有了江泽民的指示，新华社社长郭超人、《科学时报》社总编辑罗荣兴、党委书记刘洪海等亲自负责，组织班子，核对文章的具体细节，因为必须保证文章史实的准确。5月5日，新华社将署名张劲夫的《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一文以通稿的形式播发。5月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重要文章。该文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震撼。
国防科委副主任、聂荣臻的女儿聂力读罢这篇文章之后，非常激动，她征求张劲夫的意见，建议中央为成功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颁奖授勋，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他们的突出事迹。中共中央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对当年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授勋。“两弹一星”元勋的遴选工作由总装、科技部、人事部等具体操作。
为科学家授勋的工作很快启动，中央决定授勋20人左右。在遴选过程中，各部委为争取名额打的不可开交，因为名额即意味着本部门的辉煌和贡献，这是容易理解的！在7月29日的会议上，出现了各部委为争取名额而“剑拔弩张”的场面。会议结束前，时任中科院计划局副局长李志刚建议应征求老领导张爱萍、张劲夫的意见。8月3日，在中南海召开了由国务院副秘书长徐荣凯主持的小会，就选定的一份21人名单征求意见。
张劲夫应邀到会，他对这份21人名单，没有说谁应该撤下，只是说应该补上钱三强、王大珩、吴自良三人，并特意说自己要为钱三强的问题，讲句公道话。其大意就是他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一文中的主要观点，核心是强调钱三强在发展新中国原子能事业上所做的打基础工作以及在“两弹”科研攻关上调兵遣将、出题目安排研究项目、做学术组织工作等的重要性。
张老反复强调“三强功不可没”，“名单没有他是缺憾”。后来，遴选小组尊重张老的意见，加上了钱三强、王大珩、吴自良三人，从原名单的21人中撤下一人，最后定了23人。
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张劲夫先生的话是可信的、他对钱三强的评价是中肯的？
这是因为，张劲夫在1956—1967年间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中科院日常工作（院长郭沫若具体事情管的少），中科院参与国防绝密研究的事情由张劲夫直接负责，因此，他对全局情况非常了解。这里有一个佐证：当年与他一起共事的中科院分管军工研究的副院长裴丽生在听人读了张劲夫的文章后说：“过去我虽然分管军工任务，但是有纪律，上边的情况不许打听，因此许多事情连我也不清楚。
张劲夫同志是能够把这段历史说清楚的唯一的人，感谢他把这段历史说出来了。张劲夫的记忆力特别好，这一点我了解。”因此，笔者认为，张劲夫的评价是可信的。
目前，我们无法知晓遴选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把钱三强列入“两弹一星”元勋初选名单，但可以确定的是，遴选委员会最初肯定没能正确认识、理解和判断钱三强在原子弹工程全局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在这里，或许钱三强在原子弹研制后期，尤其是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的遭遇和经历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判断——直到张劲夫先生在国务院组织的小范围会议上为钱三强的问题“讲句公道话”。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在偶然的机缘中蹒跚进步。长期以来，忌惮于严格的保密制度，历史的真相往往会被遮蔽，人们对原子弹工程往往是一知半解，即使是亲历者，也往往只了解自己所从事的那一块工作，而对全局情况缺乏充分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国家领导人和像张劲夫、宋任穷这样对原子弹研制工程有全面了解的人，一般的领导者对在全局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就缺乏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这种一知半解的认识甚至差一点影响到了国家决策，比如，中国“两弹一星”元勋的名册上差一点就漏掉了钱三强、王大珩、吴自良的名字！
如果不是张劲夫先生那篇引起震动的文章，如果不是国家领导人对那篇文章的高度重视，可能就引不出“两弹一星”元勋授勋颁奖这回事；如果不是当年李志刚先生给遴选小组的一个善意提醒，希望他们征求张劲夫等老领导的意见，如果没有张劲夫在小范围会议上的力争，钱三强、王大珩、吴自良的名字可能就不会出现在“两弹一星”的名册之上。
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在让我们感慨的同时，也留给了我们深深的思考，即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大科学工程中的帅才人物的问题。
首先，科学事业开拓者的作用不容忽视。樊洪业先生曾用一则寓言来隐喻社会对开拓者的遗忘。话说食不果腹的年月，某君弱智，饥肠辘辘之时，有馒头可吃，一连吃到第五个才感觉到饱，他于是叹道：早知如此，我一开始就吃这第五个馒头不就行了吗，前四个馒头真是无用。寓言是生活的写照。
现实社会中，的确不乏第五个馒头对前四个馒头的否定的案例，表现在科技领域，就是人们往往只看到取得重大科技成果时的辉煌一幕，而忘记了那些披荆斩棘的奠基者、开拓者。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没有奠基者、开拓者的前期努力，又何来此时之重大成就呢？
钱三强在1950年代的工作，为研制原子弹奠定了早期的科学基础，就是“喂饱”原子弹腾空而起的第一个“馒头”。因此，对于“第一个馒头”的历史作用，我们要给以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评价。在强调原始创新的今天，这一认识尤为重要，因为“原始创新”者一般来说都是他所开拓的那个领域的“第一个馒头”，需要给予更多的认可和更高的评价。唯有如此，“第一个馒头”才会更多，第N个馒头也才会收获更多更大更耀眼的成果。
其次，要正确评价大科学时代战略科学家、组织科学家的作用。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技术上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与工业工程的结合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一方面宣布了科学家以兴趣为主探索自然奥秘为旨归的经典科学时代的结束，另一方面也宣告了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大科学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科学技术逐渐演变为一项高度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而且需要众多的科学家集体作战攻克难关。
由此，关于大科学工程的谋划、组织、管理就变得十分重要，承担此功能的战略科学家、组织科学家应运而生。他们不是某项技术难关的攻克者，却是技术难关的研判者、攻克难关的组织者。没有他们，大科学工程就难以高效有序地推进。可以说，他们是大科学工程的灵魂人物。钱三强在苏联毁约、中国自主研制“两弹”的艰苦岁月里，就典型地承担了这一角色。
在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实施重大科学工程的今天，科技领军人才的作用尤为突出，进而，他们的成长环境、成才机制和评价机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或许“两弹一星”元勋遴选这段历史能带给我们某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