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9日是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的百年诞辰，他是默顿学派之外最接近默顿的社会学家，研究重心是社会中科学家的角色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科学体制的比较，他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是通过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进步的。在本-戴维的书中，科学家角色的初步形成出现在15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在此之前被视为匠人的艺术家，随着市镇自治权的逐渐扩大和某些统治家族的慷慨投入，经济与社会条件都在不断提高。
17世纪后半叶，科学中心已从意大利转移到英国，法国则在1800年前后成为新的中心；又过了40年，世界科学家关注的中心转移到德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而后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这样，科学家角色与科学组织的发展，就被看作某些模式从一国向别国扩散和移植的过程。
从体制化的角度来看，科学组织从17、18世纪的科学院演变为19、20世纪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科学社群也从知识精英的小组和通信网络演变成强大的职业科学家共同体。
按照本-戴维的观点，科学的体制化意味着承认精密的和经验的研究相结合是一种能够发现新知识的探究方式，它要求科学实践者在承诺向公众公布自己发现的同时，对他人的贡献予以普遍主义的评价。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体制化要求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宽容，并保持适当的灵活性以便让社会和文化能够适应自由探索引起的不断变革。
以色列社会学家本-戴维（Joseph Ben-David, 1920-08-19~1986-01-12）科学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一种社会现象，进而考察它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其他因素相互关系的一门知识。一般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成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主要得力于默顿（Robert Merton, 1910-2003）及其弟子们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
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上的地位，犹如萨顿（George Sarton, 1884-1956）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一样，这样说不仅是出于对两位大师学术成就的推崇，更是对他们为学科建设付出的艰辛努力表达敬意。
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结果，1975年在美国成立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简称4S），现已成为包括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等众多分支在内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组织，默顿正是它的创会主席。
1976年在康奈尔大学举行的4S首届大会上，本书作者本-戴维（Joseph Ben-David, 1920-1986）应邀在开幕式上作了唯一一个主题演讲，默顿本人的报告则安排在大会宴会前。默顿是一个谦虚大度的人。
英国科学家贝尔纳（John D. Bernal, 1901-1971）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在我国被有些人称为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尽管默顿的成名作《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比贝尔纳的书还早出一年。不过上个世纪30年代末，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规范还都没有成熟，他们两人的著作都只能说是这门学科的催化剂。
无论如何，4S设立的几个奖项中，最重要的一个就以贝尔纳命名，自1981年开始每年授予一位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
值得注意的是，默顿坚持要将第一个贝尔纳奖授予并不属于自己的学派的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 1922-1983），他本人则于第二年领奖，随后的三届获奖人依次为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和本-戴维。
请出默顿等一干大神，絮叨这些陈年往事，就是要强调本-戴维在早期英美正统科学社会学中的地位。以上提到的几位人物中间，贝尔纳和李约瑟都是科学家出身，库恩主要是一位哲学家，普赖斯主要是一位科学史家，只有默顿和本-戴维两人可以说是纯粹的科学社会学家。
就学术立场和研究旨趣而言，贝尔纳和李约瑟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看法深受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库恩对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体现在科学共同体这一观念的阐释之中，普赖斯以倡导数量分析方法为科学社会学增添了利器，默顿及其学派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帜志，主要关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及结构、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科学奖励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学问题。
本-戴维则是默顿学派之外最接近默顿的社会学家，研究重心是社会中科学家的角色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科学体制的比较，他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是通过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