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女性之所以没有在博士后结束时继续往上走，去当一名PI，照料家庭几乎是最重要的原因。女性需要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其中丈夫的支持更为重要。而家庭以外的社会建设也不可或缺。
教授前面加上“女”究竟有什么不同的意味？多年前，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颜宁——一个有很高曝光度的“女教授”——很反感别人把她的性别，或其他与科研无关的属性冠在学术身份之前。因为那个时候，她认为，教授就是教授，一旦变成了“女教授”或者“美女教授”，似乎就成了群体性的示弱，就成了需要被照顾的群体，而她们的学术能力本来可以足够强。
但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女科学工作者，尽管她们可以不接受以女性身份来和男性有所区分，可以相当程度地蔑视“男人、女人、女博士”的“三种性别”的侮辱，以男女在对待事业和家庭时有同等天平一类的办法来要求自己或呼吁社会，然而还是有很多东西，确实只能由“女博士”一人孤独地承担，比如生孩子。
在这个意义上，“Women in Science”（科学中的女性）的话题就确实是必要的问题。
曾不愿意看到这个话题的颜宁，如今每年以此为主题组织女科学家开坛讨论。她说：“为什么我现在转变了？因为我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这时如果你意识到你前面有人趟过那条路，也许就会给犹豫畏缩的人一些勇气。
所以我后来觉得，我们在到达一定高度后，有责任去告诉有点犹豫有点挣扎的女孩子或是男孩子，你就遵从自己的内心，勇敢一点，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反正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自己做主、勇敢担当的人生是最有价值的。”
如何面对科研中的性别压力，其实是两性的共同话题。现场：女博后愿做Co-PI男同学隔空喊话。
众所周知，大学里学习自然科学的女性并不少，但进入独立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学术带头人）时期，女性数量就发生锐减，所占比例远不足三分之一。“女科学家都去哪了？”这个经典问题的答案是多层次的，其中最容易检讨的，是制度问题。但目前看来，并没有什么制度限制女性成为独立PI，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这样一道坎，那就是家庭社会的制约。
而这种制约未见得全是外部压力，而是女性有更高比例愿意为了家庭而让步——尽管你也可以讨论，个人的意愿有多大比例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
对很多女性来说，家庭是她们人生中难以忽视的背景。家庭可能是她们的支持者，也可能是被支持者。好在对于新一代，特别是90后这一代，这个问题应该会好一点。颜宁也深有同感。她从小到大得到父母全心全意的支持，父母从不施加任何压力给她，一直给她信心，几乎无条件支持她的任何决定。颜宁说：“不要低估了父母对自己的爱，家庭的支持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父母给我最大的勇气和力量。”
从事生化与结构生物学研究的美国科学院院士杨薇教授提醒说，家庭的支持不仅来自于父母，更来自于丈夫。杨薇表示，除了传统的夫妻角色，还有一些完全倒过来的关系也是可行的，妻子做PI，丈夫做家务，几年之后把孩子带大了，丈夫再出去工作。“所以，看在座的男同学怎么想的了。如果你很幸运娶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妻子，她的事业成功率很高，或者高过于你，你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角色？”杨薇问道。
除了寻求外部支持，颜宁教授给从事科研的年轻女孩提出了几条实用中肯的建议：首先，了解你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特长来选择要走的路；其次，相信你自己，在有预判的情况下，适当把目标放高，高一些的目标会激发人的潜能；最后，尊重宠爱你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没必要委曲求全，这样以后任何情况都不后悔。
阎锡蕴院士是亚洲生物物理学会30年来的第一任女主席，但对她而言，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性别带来的问题，“那么多年在实验室干，也不曾考虑自己是男是女”。直到参加了一些国际上的女科学家会议，才开始意识到女科技工作者的特点，同时也发现很多成功的女科学家，不仅科研做得好，而且非常有女性魅力。阎锡蕴说，有些媒体时常渲染“女博士”的另类生活，鲜有报道研究过程中惊喜发现所带来的美妙。
“实际上，科研本身探索未知的过程，其中有困难、有挫折、有趣、也有惊喜。只要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享受探索未知的过程，就一点都不会觉得苦了。”这一点也得到了在座几位嘉宾的一致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