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地位的流动性：有“遗传”吗？——科学界对话“不平等”系列之六
克拉克说：“一旦你选择了你的伴侣，大部分任务已经完成。你可以放心大胆地不去计较你的子孙后代，而是自信自己给他们的天赋将照亮他们的前程。”这样的话，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听到过很多次，它既无助于制定合适的公共政策，又无助于父母对子女的培养。
《虎子崛起：姓氏与社会流动性历史》一书强有力地提出了一个具有政策含意的观点：社会地位由与生俱来的能力决定。该书作者格雷戈里·克拉克认为：“一旦你选择了你的伴侣，大部分任务已经完成。你可以放心大胆地不去计较你的子孙后代，而是自信自己给他们的天赋将照亮他们的前程。”
在这本书中，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克拉克继承了弗朗西斯·高尔顿的衣钵。100多年前，英国学者高尔顿研究了19世纪英格兰代际之间的社会地位的传递，他同时也因其发明的统计方法而闻名。用心的读者们对高尔顿的工作既景仰又质疑；类似的，他们也会对《虎子崛起》一书有双重的看法。
社会科学家们考察过代际传递间社会地位传递的不同指标。克拉克和他的合作者们则将他们的结论基于社会地位和姓氏的关联。
高尔顿使用了身高，最近的研究尤其考察了收入；职业、教育、财富等也都是常用的指标。例如，两代人之间在收入上的相关度与所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平等程度有关，还可能随着政策和制度的演变而随时间变化。研究者发现其他指标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相对较小。此类研究通常只回顾一到两代人，而克拉克追溯了数个世纪中社会地位的传递。
此书认为，以前的研究都是基于某一潜在特质在代际传递中可观测的表现，而收入、教育、职业以及其他所有指标都不能精确测量这一特质。克拉克有时候将这种潜在特质描述为“社交能力”，其他时候则直接指代为“社会基因型”，但是归根结底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基因”。如果测量正确，社交能力有着高水平的代际传递——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相对优势或劣势会由父母传给子女。
这等同或者超过了高尔顿对身高的估计，是父子间收入传递估计值的三倍。
克拉克认为，社会流动性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它不随着自由公共教育的出现、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裙带关系的没落、经济的增长、19世纪公民权利的扩大，或者福利状况的改善以及20世纪重新分配税收等变化而改变。社会流动性不随这些政策改变，也与不平等水平无关。克拉克声称，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
权且称它为“克拉克法则”。克拉克法则说明，50%到80%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在出生时已可以被预测。社会流动性一直存在，尽管流动很慢，却无关于社会、制度或公共政策。
在书中的第一部分，作者罗列了在一些姓氏信息很充足的国家关于该法则的一些证据。研究方法是长期跟踪姓氏，特别注意拼写可能的变化，并将它们与某种社会地位的指标相关联。
在瑞典，该研究将17、18世纪的瑞典贵族以及教育精英中的罕见姓氏与那些今天仍使用同样姓氏的人的社会地位相关联，主要以列表中的医生、律师、大学生、皇家学院的成员、以及公开纳税记录中的高收入者的名字为准。例如，贵族的名字出现在瑞典律师协会律师名册上是一般公众出现的频率的6倍；克拉克据此估计社会地位高的职业的持续率一般在0.75左右。
作者就美国和英国社会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利用挑选出来的精英姓名，比如说来自美国医学协会的医生名录中，注册律师的名单中，或1923-1924年《纽约时报》上公布的联邦纳税人名单中。
此外，作者提供了追溯到1300年的中世纪英国的有关证据。这里，精英姓名通过以下方式识别：要么与牛津和剑桥大学有关，或在最高法院遗嘱认证中与“Sir”或“Gentleman”相关联，或是国会议员。
那些在1086年末日审判书中被记录为房产主的诺曼征服者们的姓氏，在1170年牛津或剑桥出现的频率是其他名字的16倍，在现在则是1.25倍：稳定却非常缓慢地趋于均数回归。这说明从一代到下一代的持续率为0.90。结果是，“中世纪英国有着类似于现代美国和瑞典的流动率。说到社会流动性，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都做了什么？几乎没有。”
书中的章节来源于卓越的研究，但同时也显得有些过火。这在书中的第二部分非常明显：这一部分要在多个国家（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和智利）和特定群体（新教徒、犹太教、吉卜赛人、穆斯林和科普特派基督教徒）检验该法则。
声称此规则适用于整个社会而非只是针对精英，克拉克反复寻找信息来确认相关数据代表整个人口。然而某些时候，数据还是地方性的，例如，在上海周边的两个特定区域研究中国家族姓氏的地位传递。
这类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一点虽有争议，却并不影响此法则被广泛应用，只要代际间优势传承的比例不依社会层级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流动性过程呈线性）。但是，如果克拉克法则随着社会地位改变而改变，那么此书也只是在宣传代际之间精英地位的传递。
同时兼顾代表性和普遍性，研究社会流动当代模式的学者们会使用超乎以前想象的广泛而精确的数据。如果这些问题能用最好的经济史来解答得更彻底，则会使很多人觉得惊讶。
克拉克法则可以被描述成一种本着高尔顿精神的简单的趋均数回归，其中双组分（反映基因的遗传和可能被有些人称作为运气的影响）决定了一个孩子成年时的社会地位。但其他模式也可以产生让社会地位持续率同样高的结果。有权势的父母可能不需要通过遗传，而通过社会制度或诸如长子继承权、裙带关系、选择大学的机会、宽裕的经济条件以及遗产税等因素，就直接影响孩子的未来。
精英的孩子们得利于这种社会关系，因此不需要内在的才华就可以获得成功。
克拉克法则是否有效，或者能否被推广，是不应忽视的公共政策的重要一课。经济发展、累进所得再分配、公共教育的兴起、以及福利国家的集体保险都非无关紧要。书中的建言是，它们对于个体差异的重要性比我们想象或希望的要小；但它们对于幸福的绝对水平和人类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一讯息有可能会因为人们对相对结果的关注而被遗忘。
作者认为，他的法则的蕴意是，收入以及其他经济成果不应该在一些国家被不平等分配，因为它们反映了基因的传递，所以超越了个人的掌控。但这只是一个顺便提出的建议，读者们会怀疑克拉克法则会如同在一些公共政策组织中那样，被解读成一种对那些社会阶层顶尖处的人的应有回报。
总之，《虎子崛起》并未推进当代的公共政策。高尔顿甚至在1892年的一本书中有着克拉克书中类似的开头和结尾：“我认为，……一个人的天生才能源于遗传，正如整个有机世界的形式和物理特征都受到同样的限制。因此……在几代人之间通过明智的婚姻创造一个高天赋的民族还是行得通的。”过去几十年里，这样的话我们听到过很多次，它既无助于制定合适的公共政策，又无助于父母对子女的培养。
参考文献：Corak M（2014）.Social mobility: Fixed forever? Science 344 : 812-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