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在对幸福与基因的研究中，科学家描绘了幸福感对基因表达的影响，吸引了大量媒体炒作，充斥着“高级快乐才会令人健康”的言论。近日，另有科学家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
一直以来，哲学家将快乐作两种区分：第一种是享乐幸福（hedonic well-being），即透过简单的方法如玩乐、消费等令自己开心；第二种是实现幸福（eudaimonic well-being），由深切地感受生活的目标和意义而获得的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来自通过努力而达致崇高的目标。两种幸福都能带来积极情绪。不久前，有研究者提出，这两种快乐的基因组反应非常不同，并给人体健康带来影响。
提出这一理论的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芭芭拉•佛兰迪克森教授（Barbara L. Fredrickson），她和同事们一直在研究压力、痛苦、恐惧等，各种消极心理对人类基因表达的影响。2013年，研究人员抽取了80名健康成人的血液样本，并评估了他们是有享乐幸福还是实现幸福，以及潜在的心理和行为因素。
研究小组利用CTRA（对逆境的保护性转录反应conserved transcriptional response to adversity）基因表达谱，描绘了享乐幸福和实现幸福背后，潜在的不同生物学影响。
研究的结果显示，这两种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物学基础：那些高水平实现幸福的人们，其免疫细胞中显示出非常有利的基因表达谱：炎症基因呈低水平表达，抗病毒及抗体基因则强有力地表达；而那些高水平享乐幸福的人，情况则刚好相反。
这项研究2013年7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一经发表，就吸引了包括经济学家，和美国有线电视网络在内的大量媒体的关组。媒体报道中充斥着：“高级”快乐才会令人健康，基因的“道德意识”可能比大脑更强等，吸引眼球的言论。
然而，2014年4月，在同样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另一篇文章《批判性分析基因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中，英国精神治疗与心理咨询学院的尼古拉斯•布朗纳（Nicholas J. L. Browna）和美国底特律大心理学系的道格拉斯•麦克唐纳（Douglas A. MacDonald）等研究者质疑并推翻了佛兰迪克森的研究结论，从理论概念和方法论，数据分析等各个角度，分析了佛兰迪克森的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首先，佛兰迪克森的研究一开始便指出心理幸福感与压力、抑郁以及其他消极情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试图根据心理幸福感，来预测未来的健康状况，其实验就是在寻找能把积极心理状态转换成生理上健康状态的分子信号通路。这符合新兴领域——表观遗传学的向人们所昭示的理论：行为、体验、心理感受对人体的基因表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布朗纳和麦克唐纳等认为，佛兰迪克森研究的目标十分值得赞赏，但研究中的概念模型存在问题，混淆和模糊了“积极错觉现象”(positive illusion)、“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以及“自我提升偏差”(self-enhancement bias)等概念。最终导致他们的研究，只是一个没有理论支持，且非常模糊的相关性研究。
其次，尽管佛兰迪克森在研究中认识到，实现幸福和享乐幸福的相关性和交互影响，但是他们没有区分这两种幸福是行为或体验的一种短时间状态，还是一种长期稳定的特征。一般情况下（也包括佛兰迪克森研究），将实现幸福定义为一种长期稳定的行为或体验，因为对于意义的追寻，是人一生的追求。相反的，情感体验更像是一种常常会改变的状态，因此享乐幸福被定义为短时间内的行为和体验。
正是由于概念的不准确和不清晰，导致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将会面对更多方法论的质疑。比如，如果幸福只是一种状态，那么一个人幸福程度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甚至是非常频繁地发生变化。而佛兰迪克森研究只测量了一个时间点上对象的幸福感，是远远不够的——除非也拿到完完全全同一个时间点上的基因图谱，否则幸福感反映其基因表达中的准确性和实时性，都会受到严重质疑。
另外一个关于概念的问题是，尽管幸福感这个概念，在哲学和心理学上，都有着丰富的史料记载和讨论，但当研究者们试图划分整体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里幸福感、本体幸福感、精神幸福感、宗教幸福感、情感幸福感等，以及常常被当作幸福的近义词的其他感受，比如自尊、生活满意度、快乐等时，发现至今没有一个科学的、成体系的准确定义和分类法。这一问题在佛兰迪克森研究中不仅没有被重视，也完全没有被解释。
另外，在方法论方面，布朗纳和麦克唐纳等指出了三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一，佛兰迪克森研究的样本只有80名美国白人成年人，虽然作者承认还需要其他更多的研究，来证实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其他族群里是否成立，但在对佛兰迪克森研究的新闻报道中，这一点被忽略不计了，读者看到的完全是普遍化的结论；二，幸福感的数据收集只有对象单次的自我报告，生物学数据也只有一次取样。
很明显，这种粗糙的数据收集，完全没有排除个体的反应偏差和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三，在记录对逆境的保护性转录反应（CTRA）时，佛兰迪克森的研究团队从20000多个候选基因中筛选出了53个，而他们选择的标准由文章作者中的一个人全权决定，而这个作者正是佛兰迪克森研究所引用的所有文章里的独立作者或合著者，这一做法的规范问题，也是值得质疑的。
布朗纳和麦克唐纳在文章的最后强调，他们非常认同佛兰迪克森研究的初衷，但是因为这项研究吸引了大量的媒体报道，他们希望通过指出其存在的理论概念和数据收集分析的错误，可以避免医源性的伤害，提高此领域研究者严格要求的意识，为积极心理学与人类健康的跨学科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