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谱技术通过测定蛋白质分子的质量而进行蛋白质分子的鉴定，并能得到蛋白质分子的修饰和分子相互作用等信息。然而质谱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并不完美，也正是很多难题的出现促使了质谱技术的研发和更新。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的黄超兰研究员就是专攻这类难题的科学家。
黄超兰的求学之路是一首高低起伏的圆舞曲。她说：“进入香港大学的研究院之前，我属于还没开窍的那种。”毕业后应该贪玩，回自己母校当了高中老师，一玩就是三年。忽然有一天看清楚当老师不适合自己，于是就跑去港大考研究生，从此找对了情人，对科研死心塌地，爱得难舍难分。
黄超兰在研究质谱基础理论的过程中看到了质谱在生物大分子中的潜力，开始开拓这一新兴领域。“记得那是2000年的某一天，我读了后来的老板 John Yates 的一篇文章，当时脑子里灵光一闪，便认定了一定要把质谱技术应用到大分子上。”那时质谱都是化学系的仪器，和生物学家们的关系还很远，在美国蛋白质组学也刚刚起步没几年。
黄超兰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更加坚定地要在质谱技术应用在生命科学上的这条路上走下去。于是干脆就直接去了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 John Yates 实验室访学，做博后，做科研，更被 John 劝服放弃了她拿到的美国东北大学的 PI 聘书，留在 Scripps 研究所任永久资深科学家。
在黄超兰看来，会使用质谱和研究质谱技术本身两者不太一样。
“开车时间长，不等于开得好；开得好，不等于真正喜欢或懂得玩车，”黄超兰打了一个比方，“多年的老司机也许很熟悉常开的路，也一定程度熟悉自己的车，但是他们可能并不深入清楚地了解汽车行驶的原理，也没兴趣去了解。而喜欢车，玩车的人追求车的性能，对构造和功能都了如指掌，能根据驾驶的需求设计和制造，提高性能，玩出新鲜的花样，运用到极致。看过《头文字D》这部电影的人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黄超兰把从美国质谱顶尖的 John Yates 实验室学成回来的前沿技术应用到极致，促进了全国许多生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并使之提到了新的高度，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质谱系统发表和在投的高影响因子期刊的文章共有16篇之多。“我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质谱核心设施（core facility）,我要提供的，是每个生命科学家最好的技术合作伙伴。
正因为此，我的团队必须做研发，否则这个系统，或者任何系统都将会很快走下坡路。”黄超兰说。
黄超兰不止一次听到别人对她说，“你是我见过最不像科学家的科学家”。这个可褒可贬义的评论她并不太在意，“也许是因为我比较时尚，头发又染了紫色。”她笑说。这个进入化学系做 freshman 的女生，长发及腰，穿长裙子，外表斯文，总被问是不是读英文系的，也喜欢这样被“误解”。她说这样很好玩儿，特别是让自己导师“跌眼镜”。
黄超兰认为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她认为人应该首先不论性别，先要有相互尊重、有区别于野兽的人性；然后再考虑性别，女性与男性是不同的，两种性别根本应该互相了解，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竞争和仇视。男性应该履行男性的特质和角色，女性应该履行女性的。
黄超兰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值得去评论。总有人比你更幸运更精彩，也总有人比你更不幸更落魄。“古人的智慧我很喜欢：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某事就是过程。
结局就交给天好了。我是个很享受过程的人，欣赏并享受过程中的所有酸甜苦辣，因此每一个生活阶段我都觉得它很好，尽管有时在世俗的看法中并不算好。”让她唯一觉得值得谈的是感恩。“我的人生足迹离不开其他人。比如父母，灌注了大量心血为我创造良好的受教育的条件，给了我无条件的爱和支持。
我还遇到很多好导师，好朋友，他们在我不同的时期对我有不同的启蒙，帮助，启发我对科研、对专业的兴趣，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对生活更加热爱。没有他们我的人生会很苍白，因此我很感谢这些人。我庆幸没有错过他们。”
黄超兰说每到一定的时候，她会有一种使命一样的意念出现在脑海里。是一种非常强烈意愿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会促使她去计划，去准备，然后就会心无旁鹜地朝那个方向走。“当你心无旁鹜的做一件事情，你就会成功”，她说，“把质谱技术真正应用到临床上，服务精准医疗，服务人类健康就是我现在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