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北京时间4月13日4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180万，死亡病例超11万。高度依赖于科学界意见的政府决策和堪称德国卫生健康“天线”的科赫研究所密切合作，弥补了德国医疗体系中“相对碎片化”、“不太注重公共卫生和群体健康”的缺陷，打造了这个欧洲抗疫的“优等生”。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海外华人经历了非常别致的心路历程。中国疫情爆发后，1月31日，意大利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中断了与大中华区航班，美国1月27日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限制入境。这些都是形式上做得很足的国家。而欧洲第一个发现传染案例的德国基本没有发出类似的命令，只是后来欧盟出了一个类似禁令。
疫情发展到如今，欧洲已经是疫情中心之一，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疫情已经比中国还重，死亡率也高过武汉。而德国的病人数量也在快速上升，也超过了中国报告的案例数量。虽然病人的数量让人担忧，死亡率也在逐渐上升，但德国医院的状况总体是稳定的。
德国的抗疫策略到底有没有特殊之处呢？笔者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国内疫情进展和COVID-19的科学研究进展。本文就是记录一下我个人在德国的所看所想。德国抗疫科学主管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这一次德国防疫，德国媒体和各个机关单位最常引用的句子就是“根据科赫研究所的推荐……”。
科赫研究所二战以后被定位为德国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机构，2007年成为德国官方人口健康监控机构。目前员工一千多人，其中450多位科学家，年度经费大概8000万欧元左右。科赫研究所虽是官方公共卫生机构，却不是政府行政部门一部分，而是相对独立的科学机构，研究所会把自己的研究、监控结果和建议提供给联邦政府，具体后继措施由政府实施。
德国的抗疫转折点在意大利爆发以后。意大利疫情开始失控大约是在2月下旬，3月8日，意大利政府封锁北部，3月10日，封锁范围扩大至全国。科赫研究所根据意大利报告的疫情把意大利伦巴第大区等划为风险区域，从这些区域回来的人要执行两周自我隔离，并报告是否有相关症状。
德国检测到的感染案例从3月8日左右开始快速上升。而科赫研究所后来在3月27日发布的疫情统计显示，从奥地利和意大利输入的感染案例接近8000人，仅从奥地利滑雪胜地，奥意交界的蒂罗尔感染的例子就有2737个，蒂罗尔也成为病毒进击欧洲各国的主要据点。
德国医疗系统——一百多年的俾斯麦模式。德国疫情开始时，其超低的死亡率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当然，时至今日，德国的死亡率在几个感染大户中还是非常低的（4月9日科赫官方公布的死亡率为1.9%），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其感染人群中死亡率最高的老年人比例相对很低。
德国的现有医疗体系由1871年统一德意志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83年打造。这是世界上最
早的法定全民健康保险体系，之后这个模式也被称之为俾斯麦模式。这个模式注重强制性全民医保，医疗服务由各个地方私人诊所和医院提供，法定保险由超过百家非营利的自营保险公司提供。
德国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医疗体系里对公共卫生等忽视，也一直在尝试增强公共卫生领域等投入。2015年，德国科学院通过调研还出具了一份对德国公共卫生改革的意见，对优化德国闲置的医疗资源、数字化缺失、公共卫生教育、科研的提高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德国科学家的表现。德国传染病研究是世界一流，科赫当然是当之无愧的病原微生物研究的开创者，微生物学在德国得到很好的继承发扬。此次新冠病毒序列被中国科学家公布以后，SARS病毒共同发现者之一，柏林病毒学家德罗斯滕就开发出了高质量的检测方法，并在全德迅速推广。
教训。经验之外，此次疫情期间，德国也暴露出来很多问题。因为联邦体制下联邦政府不容易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卫生部长施潘只能建议各地方州卫生部采取措施，导致疫情初期各地对大型聚会活动的禁止各有不同意见，没有尽快形成统一协调的全国性的策略。
下一步。抗疫的最后阶段是恢复，德国社会一直讨论何时解除社交疏离的防控措施。虽然最近德国疫情趋稳，科赫研究所分析最近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一直在1上下浮动，说明了防控措施是有效的，但仍然随时有失控爆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