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杨振宁先生百岁诞辰。1956年，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因合作发现“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次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公众对杨振宁先生的最大认知。但是，一个诺贝尔奖，根本不足以概括杨先生的成就。2003年，杨振宁从纽约石溪搬回北京，住回清华园里。随着杨先生的回归，他再次回到国人的视线。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对杨先生的了解十分“片面”。
对他的学术成就，我们很难做到真正理解；对他的为人处世，我们又没有机会亲身体悟。我们对杨先生崇敬、仰望，往往也伴随着偏见、误解，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杨振宁百岁诞辰前夕，赛先生邀请了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孙昌璞先生和资深文化工作者、《杨振宁传》作者江才健先生，进行了一场对谈。这两位先生都与杨先生有过深切交往，并维持了多年友谊。
他们分别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为我们讲述了杨先生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我们籍此了解他们眼中杨先生，深刻理解他的学术品位以及人格魅力的张力。孙昌璞：我与杨先生结缘是因为《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这本书。1987年，我本科毕业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工作。那年，我去听葛墨林先生在吉林大学暑期学校上讲授经典杨-米尔斯场论。讲座之后，葛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共同将讲义整理成书，我当然很愿意。
在成书的过程中，我研读了杨先生大量的论文，其中包括那篇最经典的论文。阅读那些文章以后，我对杨先生经常追求科学之美的这种学术精神，有所领悟。后来我师从葛墨林先生在南开数学所从事杨-巴克斯特方程的研究。当时正好杨先生要招一个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我就被幸运的选中了。1992年，杨先生同意我到纽约石溪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我人生，我的学术生涯最幸运的开端。
江才健：我与杨先生结缘是在1985年，当时我正在在一家台湾的报社工作，进行一个为期50天的环球的科学家访谈。很巧，我见到杨先生的当天上午，约见了李政道先生。当天与李先生聊的比较晚，见到杨先生的时候还迟到了。我能见到杨先生，是因为我与杨先生的老师、吴大猷先生非常熟悉。吴大猷介绍我们认识，杨就非常愉快地答应了。
当天见面，杨先生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是他那个领带是歪的，歪到右边，我说，杨先生在研究的对称，symmetry，其实asymmetry，不对称。孙昌璞：对称中有一点不对称才会很美的。江才健：我们聊的很愉快。会面后，杨先生送我一本书，就是他的精选论文集，红皮的。回家之后，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石溪行：会见杨振宁》。之后，我们开始通信，逐渐熟悉起来。
再后来，他鼓励我写了 《吴健雄传》，最后又写了他自己的传记。孙昌璞：我在美国也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经历。当时我的研究要转入新的领域。杨先生建议我加入他目前的研究工作，和余理华一起。他建议要研究量子耗散系统，写出量子耗散系统的波函数。这是杨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我和余主要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工作。文章的初稿是余完成的，杨先生对文章改得非常仔细，他运用了非常简练的语言，直击问题的本质。
如果你最后看论文的写作风格，就知道这不只是我们俩能写出来的。杨先生改完了以后，跟我们俩说，这个文章我不能署名，我们说，不行啊，最主要是你提出的，我们只是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他说不要这样，你们解决的这些问题比较重要。但是我的名气太大了，将来这篇文章会有影响，如果我的名字在上面，就会把你们俩的名字淹没。当时我们非常激动，杨先生是这么对待我们年轻人的。
无论我的学术生涯也好，还是余理华的学术生涯，都是杨先生给我们最初始PUSH才进步的。孙昌璞：在石溪期间，经常有一些年轻学生去找杨先生问他，应该做什么方向。杨先生说，你如果长期待在美国，最好不要去做高能物理。我当时问杨先生，这些学生，满腔热情地找你，自己喜欢高能物理，你为什么不鼓励他做呢？他说这个领域在美国很难有好的job，marketing，很难找到市场，如果做了高能物理，当时很难找到工作。
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问我现在做什么方向，我现在一定不会去鼓励他做高能物理。当然，做高能物理的人可能对这个说法不太高兴，但是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杨先生在真的替我们这些年轻人考虑，他完全从你的角度出发的。杨先生这些品德，其实在很多地方没有讲到，大家讲的很少。我跟他在一起，能非常亲身地体会到杨先生这些务实且为人着想的品质。孙昌璞：杨先生回国之后，写了几篇冷原子相关的文章。
他把一篇文章投给了Physical Review Letters。结果Physics Review letters拒绝发表，拒绝发表以后，还回了一封信问，你这个杨振宁是不是原来那个著名的杨振宁。杨先生当时有点不高兴，就自己在论文集里收录了那篇文章。他说，现在去写文章，没有直来直去的，都要铺陈很多背景。Physical Review Letters还质疑我写文章的style。
当年，就是我支持他们创立这个杂志的。现在居然说我写文章的风格不符合他们的style。从这件事看，杨先生愿意非常平等地跟别人讨论问题。江才健：他常常跟年轻人说，这个问题，我们来辩论辩论。这是他的口头禅。
孙昌璞：杨先生做学问，有非常不一样的风格，他有一点像狄拉克和爱因斯坦，他非常喜欢美的结构，欣赏美的结果。他发表杨-米尔斯规范场，是觉得这个结构很漂亮，因为这种美，他才有这种勇气去发表这篇文章。
孙昌璞：我认为，杨先生的这个工作可以跟牛顿的工作、麦克斯韦的工作、狄拉克的工作，爱因斯坦的工作比肩，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杨先生这个工作是由他开创的，后来有很多人建立起来。这和量子力学很像，而不像广义相对论基本是爱因斯坦一个人的贡献。量子力学是由海森堡、薛定谔、玻恩这些人开创的，有很多人努力把它建成了一个科学的大厦。
我觉得杨-米尔斯理论，它的性质是跟量子力学非常像，由杨先生跟米尔斯开创，然后后来很多一些伟大的物理学家共同的努力把它建成了物理学的一个顶峰，但这个顶峰到现在为止，所谓的新的物理现在还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超越这个顶峰。孙昌璞：很多著名物理学家的工作都与数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真正推动创造数学的并不多，工作推动了数学的创造的，我想有两个人，当然，牛顿不肖说，他创造了微积分。
20个世纪影响数学发展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狄拉克，一个是杨振宁。杨振宁的工作，引导了几个菲尔茨奖。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我曾经和大数学家王元在纽约长岛有半年共同学习生活的经历。我跟王先生有很多交流，我问王先生，从一个纯数学家的角度看，你觉得杨先生的数学有多好？王元说，杨先生对数学贡献很大我先不讲，但是曾经看到过他在一篇论文附录中的证明。他证明的技巧之高超，之简洁，是一般的数学家做不到的。
他的数学技巧完全是可以与优秀的纯数学家相媲美的。我跟杨先生说起过这个事，杨先生就会意地笑了笑。
江才健：我接触过很多科学家，很多都是绝顶聪明的。但是像杨先生这样，不但在科学上非常成功，对人情世故的了解也是比较深刻的。孙昌璞：他非常的细致。江才健：我觉得这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他父亲去美国念书，他跟母亲在大家庭里成长，比较早熟，虽然他并不常常表露出来，其实他都看得很清楚，很多事情他会注意到，他会关心很细致的东西，这很不容易。科学家像他这么平易近人，而且对于人情世故体察细微的是很少的。
孙昌璞：我觉得，我能跟杨先生生活在一个同一个时代，又接受了他这么多的教诲，这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在他百年诞辰到来之际，我衷心祝福他健康快乐，他的科学思想永葆青春。江才健：我也这样想。上次我与他会面，看到他依然那么健康，那么有活力，真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宝贵的财富。我个人有如此难得的机缘，与其相会，幸甚。我也祝他健康快乐，继续给我们带来一些一个真实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