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31日，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签署的首个重要协议。在过去45年的时间里，该协定对于中美两国深化在科技领域的信息共享、教育交流和科学合作，应对癌症、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全球挑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协定通常每五年续签一次。
然而，受近年地缘政治的影响，原本应于2023年8月27日正常续签5年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被迫缩短到了6个月。经过连续两次半年期限的续签，该协定将于今年8月底到期。近日，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前能源部部长、斯坦福大学教授朱棣文（Steve Chu）在接受《赛先生》采访时表示，基础科学之间的合作对双方都有益，中美双方应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则在《自然》杂志发表评论，呼吁科学家要实事求是，寻求更务实、可操作的计划，既充分满足国家安全的要求，又能推动两国间富有成效的合作。他还指出，在这个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时代，科学家不能只做旁观者，而应该行动起来，利用自己的个人和专业关系来促进对话和理解。
当被问及中美是否有可能深入合作，在德国参加第73届林岛诺贝尔奖获得主大会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朱棣文表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共赢。朱棣文指出，企业有自己的专有信息和机密，但是基础科学因开放的交流而蓬勃发展。他认为，应该要开放所有的基础科学交流的途径，允许学生和博士后到其他国家学习。
在7月23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的评论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表示，在为了基础研究而主张开放的行动之外，科学家需要为继续在某些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制定务实的策略和计划。他认为，中美两国要进一步开展科技合作，现在面临三大阻碍。第一，美国政府对于科学的支持存在着反合作的偏见。第二，决策者和公众并不像学术界的许多人那样严格区分科学和技术。第三，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环境的确严峻。
黄亚生指出，在这个地缘政治时代，如何在开放科学和国家安全利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极具挑战。他建议美国进一步考虑以下四个因素。第一，中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人才的注入和参与，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二，科学交流的风险在于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但是在解决癌症、绿色能源和污染控制方面，跨国合作将使双方受益。第三，中国是一个科学强国，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将为推进知识进步提供更大的优势。
第四，围绕科学技术的合作可以成为重建两国信任的渠道。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针对美国华裔科学家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针对华裔科学家展开不公正、带有歧视色彩的调查。尽管这一计划在2022年被终止，但它带来的“寒蝉效应”依然在持续影响着华裔科学家群体。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和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林希虹、麻省理工学院核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李巨等学者的研究显示，2019-2021年间，有3878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科研机构，回到中国开展研究。该研究最近得到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推荐。目前，美国虽然终止了“中国行动计划”，但是对于在美中国学生和学者的限制仍然存在，甚至还在加强。
例如，2023年，佛罗里达州颁布了一项法案，限制州立大学的学术实验室雇用来自“关注国”(主要是中国)的研究生。今年1月，美国国会还曾试图重启“中国行动计划”。7月，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美国国防部向任何与中国有研究合作的美国大学提供资金。总体而言，中美科技合作挑战巨大，这也影响到了中国与国际同行的科研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