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新晋诺奖得主早在2016年曾获得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在拉斯克奖的颁奖典礼现场，他们就自己的成长、科研经历以及科学与应用关系的思考，有过精彩的分享。
威廉·凯林：成绩曾经得过C+。我在太空竞赛中长大，因此整个童年时期都在尊重与推崇科学和工程学的氛围中度过。那时，我们家中有许多可以激发好奇心和创造力的玩具，比如显微镜和化学实验箱。
在高中时，我参加了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暑期课程，这一课程为32位“数学天才学生”而设计，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很高兴地发现自己不是32位中最没有天赋的人，但却由于糟糕的学习习惯，最终得到了最低的分数。我由此明白，当我受到挑战时，上学会变得更加有趣；与比你更聪明的人在一起会很有帮助，而且，如果实际完成了作业，我也会可以获得良好的成绩。
作为一名医学预科生，我曾在实验室中为一项既枯燥又无足轻重，并最终被证明不可完成的独立研究而挣扎。我的导师用“C +”奖赏了我，并在成绩单上注明“凯林先生看起来是个聪明的年轻人，而他的未来就在实验室之外的任何地方。”这一痛苦的经历使我确信，我应该成为一名临床医生，而不是一名科学家，因此我接受了临床训练。多年后，由于大卫·利文斯顿的出色指导，我才发现自己实际上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
彼得·拉特克利夫：听从中学校长的话学了医。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获得拉斯克基金会基础医学奖。请允许我回顾一下使我走上这条幸运之路的沟沟坎坎。时间回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兰开斯特皇家文法学校读书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那时我的专业是化学，成绩还算不错，也一心想将来投身工业化学领域。一天早晨，优雅但令人敬畏的校长出现在化学教室里。“彼得，”在令人感到紧张的寂静中，他说，“我认为你应该学医。
”没做过多考虑，我的大学申请表就改了。直到今天，我也不确定他是否认为我会是一个好医生还是一个坏化学家。
格雷格·塞门扎：低氧信号研究未来十年内将应用于临床。许多做生物医学研究的人会被说成是宗教狂热分子。对玛丽·拉斯克来说，她并不会对此感到意外。她曾经告诉记者：“我反对心脏病和癌症就像一个人反对罪恶一样。”七个月之前，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他死于心脏病，即冠状动脉堵塞造成的心肌缺氧。
八个月之前，大卫·鲍伊死于肝癌。癌细胞入侵了周围组织，进入血管，进而扩散到了全身。这些癌细胞为何扩散？我猜是为了寻找氧气。
过去25年，我们一直致力于研究一种被称为低氧诱导因子的蛋白家族，该蛋白家族能够控制细胞、组织和器官系统对氧浓度变化的响应。我们的工作始于尝试寻找，当人体缺氧时，红细胞生成素基因的表达是如何启动的。如今，我们知道，类似的过程调控着其他2000余种基因。展望未来，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刺激低氧诱导因子的药物将会用于治疗贫血和心血管疾病，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