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圣容教授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Eugene Higgins数学讲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曾获选美国杰出女数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2年，作为数理组唯一一位女性候选人，在外界一片看好她当选的呼声中，张教授顺利当选第29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圣容在淡江大学演讲后与学者相谈甚欢，其中包括本文作者胡守仁教授（右二）。
受访人：张圣容教授（以下简称张），普林斯顿大学Eugene Higgins数学讲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访问人：胡守仁教授（以下简称胡），台湾淡江大学数学系教授。
张：我在台湾长大，小学在台南，五、六年级搬到台北，随后进入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然后保送进入台大数学系，1970年毕业后赴加州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1974年取得博士学位。
就我个人而言，大概有有双重因素，一方面是在中学时觉得数学比较容易，也学得比较好，另外一方面也是实际现实的考虑，生活现实的考虑。其实那时候我对中文，特别是中国文学也很有兴趣。可是在理科和文科之间，觉得念理科将来找工作比较容易。那时候理科的人才比较少，我们所知道的文科出路也不多，总觉得理科的天地比较宽，工作机会比较多，比较容易自立，这是一方面的考虑。
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激励，我后来才觉得，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杨振宁在清华大学成立几周年的一个演讲中说，如果他是年轻人，就会选读数学。他说数学呈放射性发展，很有前途。
张：实际上在台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将来是念分析或几何的。我觉得读数学基本上有两型，一个是比较代数化，比较抽象思考，还有一个比较分析型的，比较几何，比较是看图的。我很早就知道我代数不行，不是那一路的。要嘛要念分析，要嘛念几何。
所以到了伯克利，起先跟的一个老师是比较偏几何的，可是他做的偏向拓朴，是和上同调（cohomology）相关的东西，过了一下，我觉得我没有太多感觉，才换成分析。所以经过了一阵子的摸索。不过那时候在伯克利，不需要马上选老师，第二年再选都可以，我就选了Sarason做指导教授，念古典分析。
张：其实也就是分析，我念的是单复变古典分析理论。
可是我在毕业的时候，1973~1974年时，分析方面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费夫曼（Charles Fefferman）和斯坦因（Elias Stein）的古典实分析研究进展。而我念的复变数中有一个很有名的问题——日蚀问题（Corona Problem），是分析大师卡尔松（Lennart Carleson）用很复杂的复变分析方法做的。
费夫曼、斯坦因的工作，有一部分受到卡尔松工作的启发，但他们的方法可以简化日蚀问题的某些步骤。我那时候就体会到实变的工具更具弹性。复变很严谨，可是比较古老，题目都做到底了。而实变是活的，所以我在毕业时就知道我要往实变的方向走。
张：最重要的到最后是个眼局问题。一个东西你深入了解，你要看准方向以及各方面之间的关联性。选题的方向很重要，你觉得哪个题目重要，这就已经是做研究的一半了。
这当然是很难的事，就是摸索和感觉吧。所以我说多读、多看都是有帮助的，多去听演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数学上我们最赏识的就是原创性，这个原创性就是一种眼光问题。一个东西你有独到的见解，或是你看出这个题目和那个题目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这种很有功力的数学家，一直在做同一个方向，把那一个方向的工具发展得越来越好。也有这样一种做法，可是数学界到最后我们更期盼一种新的眼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一个题目。
张：第一当然是建平帮忙，先生的合作。第二，相对而言我一直很幸运，博士读了四年，26岁时就拿到了，终生长聘也蛮顺利，31、2岁就拿到长聘，我是拿到长聘之后才生小孩的。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等到拿到长聘才生小孩啊。这件事有个时间的期限，我就看到很多周遭的女性朋友到最后错过生小孩的时间。或者那时候刚好生病，或者升等没有那么顺利，等上个几年，甚至婚姻出了问题，结果就没有小孩。
这个生小孩的生理期限、婚姻的问题，对女性是很大的压力。我是说这个事业的关键时刻跟你生小孩的时间基本上是冲突的，所以说这个制度对女性很不利。
张：我前几年当普林斯顿数学系系主任，虽然每年都回来，但多半是开会，停留时间不长。我对台湾数学界知道的不多，这次停留两个月是比较长的时间，希望有机会多了解一些，能够和同仁、较年轻的博士后及研究生谈谈。我听说现在的学生出国的很少，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
台湾毕竟地方不大，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到外面去看看别人总是需要的，年轻人的眼界要宽一点，要去看世界。无论如何，以读书或博士后的方式总要到国外去待一阵子。不一定是美国，也可以是欧洲，这是个眼局的的问题，永远呆在台湾是不行的。旅行、各种方式到国外看看总是需要的。到国外去访问一年、研修等都是必要的。台湾的年轻数学家做得不错的也不少，但我所知道的年轻人很多也在四十岁以上了。再年轻的数学家我知道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