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吴文俊先生晚年口述生平，经邓若鸿、吴天骄整理，几易其稿，定名为《走自己的路——吴文俊口述自传》出版。在这部自传中，吴先生以罕见的坦诚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从求学留学到成为“拓扑地震”的主角名满天下，回国后半个多世纪的追求、成就和曲折等等。书中还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如法国数学界传说如果他稍晚一点回国就可能获得菲尔兹奖，以及1958年赴法讲学因为延期归国而遭遇了人生最重大的挫折。
这本书是吴先生留给读者和后世的一部重要的自叙传。
1949年秋天，也就是我到法国的近两年后，我离开清净的小镇斯特拉斯堡，到了巴黎，跟H.嘉当（Henri Cartan）先生工作和学习了两年。我在这两年间做出了非常了不得的工作，被称作“吴方法”，出名了，在法国，也在整个拓扑界成了名人。
我在法国是公费的，是中法交换生项目，中国学生在法国是法国政府给钱，但钱给的很少。我在法国边界的
小城市斯特拉斯堡，大概还可以过得去，可是到巴黎就不一样了，在巴黎只是交换生的那点钱就很难了。所以我到巴黎初期，还常参加巴黎学生会的活动，这样可以从国民政府那拿到一些补助。后来我参加了法国科学中心（CNRS）的研究工作，从那拿钱，是1949年底，我到巴黎后不久。埃瑞斯曼这个导师很好，我还在斯特拉斯堡的时候，他就主动帮助我申请过CNRS的工作，可是因为他时常说些“不靠谱”的话，人家不相信他，就是不批。
后来嘉当出面，我才获得了这份工作。我最初是做助理研究员（Attaché de Recherches）；1951年起，我被聘为副研究员（Chargé de Recherches），不过不久我就回国了。
在巴黎的时候，我的工作习惯和别人不大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上午睡觉，其他人的工作习惯是各种各样，我不大知道。一般学术活动都是在下午，包括其他活动，比如听课、见一些人，或者是参加嘉当先生的讨论班等等，有时还要在讨论班上做报告。下午还做其他各式各样、杂七杂八的事。包括巴黎中国学生会的活动一般也是下午，那时中国学生一起很多了，大家常见见面。
1950年春天，我做出了一生中第一个引以为自豪的工作。托姆讲过一句话对我很有影响，我觉得很有道理。托姆认为，有的工作当时一出来很震动人，非常震动，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可是到了50年以后，往往就销声匿迹，没有人再理会了。托姆意思是你的工作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到50年以后还有人再提，那么这个工作才是好的。他的眼界很高的。
我的这个出色的工作是示性类方面的。我最早接触示性类是1947年在中央研究院陈省身那里。拓扑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几何图形连续改变形状时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特性，它只考虑物体之间的位置而不考虑距离和大小，也就是拓扑变换下的不变量。所谓示性类，是一种基本的拓扑不变量，是刻画流形与纤维丛的基本不变量。
我非常爱看电影。抗战时期我爱看话剧，不太看电影，后来对话剧没兴趣了。我喜欢看电影是从在法国时开始的。第一次看电影是在斯特拉斯堡。那时在斯特拉斯堡，没什么娱乐，除了学生食堂每天吃饭，还有就是图书馆。我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是别人招待看的。
布尔巴基（Bourbaki）学派是对现代数学影响最大的学派，由一群法国青年数学家在上世纪30年代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以N.Bourbaki为名，兴起了对数学的一种革新运动。
学派的主要创建人如A.Weil、H.Cartan、C.Chevalley、T.Deiudounne、J.Delsarte、Ch.Ehresmann等，这些人都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这个学校堪称当时法国培养数学家的中心和基地，他们后来都在学术上取得了基础的成就。他们其中几个人是我的导师和好朋友。
我在法国的几年，有一些深切的体会。一是他们的学术环境较宽松，而且很重视交流协作、重视自由思考，不拘一格。在这样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中，法国就出现了许多具有创新思维的人物，人才辈出。另外，我通过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对数学产生了一些与以前不同的认识：所谓难的、美的，不见得就是最好的，所谓好的也不见得一定在数学上是重要的。
在我做出那个重要工作后，有一天，嘉当跟他的得意门生塞尔跑到我住的旅馆里来看我，他们是突然跑过来的，我不知道，也没有思想准备。一看我住在半楼底下，只有一间，白天都是很暗的这样一间房子。嘉当先生倒没说什么，塞尔嘴巴快，他说了一句，这句话在现在我还记得，“这简直是地狱，哪是人住的呀”。他们一走我马上就搬家了，搬到一个教会办的旅馆，那里的条件好很多了。
什么灵光一闪，我还没见到过什么灵光，我自己也没有灵光，我就是个笨人。我有种怪论,数学是给笨人干的。但我想，做成事情，做成大事情，需要能够领悟。
大学时，我极喜欢围棋，但听了魏海鸿的一句感叹“下棋需要时间”，从此只看不下；赵孟养引见我去见周炜良，我拿了一篇文章给他看，他的评语是“杀鸡焉用牛刀”，使我明白搞研究，研究对象的问题更为重要；第一次见陈省身时，我拿了一篇稿子给他看，陈先生看了说不对，你这个方向不对，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初到中央研究院，陈省身指出不要再做点集拓扑，尽管我下过大功夫，也坚决地放弃；在中央研究院时的那个“纤维丛”，陈先生告诉我开始触及核心了；在法国读博士时，艾瑞斯曼对我自以为“小结果”的东西，指出那是个更重要结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