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麻省地铁线MIT站点月台，代表着历年来MIT重要科研成就的老照片贴满了两边的墙壁，其校友开办的公司创造着超过2万亿美元的年产值。另一方面，MIT的基础研究同样成就卓越，迄今为止产生过81位诺贝尔奖得主。提倡自由、平等的文化，形成了MIT学术自由、师生平等的传统，也由此建立起具有MIT独特风格的创新创业环境。正如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所言：“MIT是嬉皮士，是反潮流，是挑战权威”。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因在科学领域的良好声誉而为人熟知，该校迄今为止产生过81位诺贝尔奖得主，是全球理工科学生最为向往的高校之一。不仅如此，MIT也是美国最具创业精神的高校之一。2009年，美国Kauffman基金会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全世界以MIT产生的技术为依托的公司超过2万家，并且每年还以数百家的速度增加。
另外，MIT校友开办的公司创造着超过2万亿美元的年产值，如果把这些公司视为一体，它相当于世界第11大经济体。
一所高校为何能在基础研究领先的同时，又诞生如此众多的创业公司？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近日来京宣传其与合作者出版的新书《MIT创新课》时指出，其重要原因在于，MIT打通了科研与创新创业之间的通道，构建了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使二者不断融合、助长，形成了良性循环。
完整的创新创业链条你知道Kindle的电子墨水是在哪里发明的吗？没错，是MIT。1997年，MIT媒体实验室（Media Lab）的约瑟夫·雅各布森（Joseph Jacobson）和鲁斯·威尔科斯克（Russ Wilcox）等人共同创立了E-Ink公司，研究如何用电子显示技术取代纸张。
电子墨水是融合化学、物理和电子学原理与技术的一种新材料，将微米级的电子小球包裹在纳米级的电场感应材料上，可以显示文字、照片、动态图像等，亚马逊、卡西欧、西铁城、汉王等公司均在使用这一技术。
MIT媒体实验室创建于1985年，致力于构建无学科概念、独特的研究文化。媒体实验室鼓励对各种看似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的领域进行“反传统”的研究。
在黄亚生的描述里，“走进实验室，仿佛走进科幻电影片厂，到处是散落缠绕的电线，连接在自制的奇怪工具上，每一层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都显得杂乱无章，但许多意想不到的电子产品和创意，都在这里诞生”。过去30年中，从MIT媒体实验室走出来的经典发明包括Kindle使用的电子墨水、风靡全球的乐高积木、可穿戴计算机等。
黄亚生和他的合作者在《MIT创新课》一书中对MIT创新创业模式的研究中总结道，从创新到创业一般需要经历七个阶段：创意阶段、技术发展阶段、商业化计划阶段、企业计划阶段、形成企业阶段、早期成长阶段以及高速增长阶段。针对这些不同阶段的需求，MIT先后建立了独立运行、各有侧重的各类机构，而媒体实验室正是MIT孕育创新的大本营之一。
目前，媒体实验室有超过25个研究小组，研究范围包括纳米传感、机器人、数字行为、互动式电影、社会化媒介、电子出版、物理与媒体等，在可穿戴计算、可触摸界面、情感计算等领域拥有前沿的科技发明和概念性产品。
在MIT，有各种项目与组织为创新创业的实现提供支持。
这其中包括鼓励发明创新的莱梅尔逊（Lemelson)项目、媒体实验室；负责申请专利、为初创公司发放牌照的审批部门和技术许可部门；同时，还有帮助改善商业企划、组建公司的列格坦中心（Legatum）；通过匹配业内人士，为创业者提供一对一长期指导的服务机构，以及将创业服务贯穿始终的创业中心。
“（作出）创新的人，不见得是创业最好的人才……做公司需要做很多具体的事”，黄亚生认为，MIT提供的一系列支持，解决了创新如何走向创业的难题，科研人员创业既可以专注于擅长的科研，又可以通过知识转移而非角色转化的方式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创新是精髓，创业是衍生。
罗伯特·兰格（Robert Langer）教授是MIT产学研结合的典范人物。
截至2014年，他累计发表1190篇论文，拥有超过800项专利，年仅43岁就当选美国“三院”院士。从1987年与其他教授创办第一家公司起，兰格先后创办了20多家生物技术公司，250家公司通过专利转让得到兰格的专利授权。令人惊讶的是，兰格从来没有因为创立公司而放弃科研。兰格曾表示，在一流杂志上发表高质量论文可以通过同行评议，证实创造发明或发现有重大突破，学界的认可对创办公司意义重大。
事实正是如此，兰格的实验室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关于气溶胶的文章，促使了工业气体和特殊化学品制造商美国AIR公司的诞生。如果没有足够的创新做铺垫，兰格也很难创办一个伟大的公司。“他之所以是学者，因为他创造知识，而不是赚钱。”黄亚生认为，兰格能够实现创业和创新的双重目标，最重要的是其精神志趣，“第一位的追求是科研，而不是商业的用途。”MIT虽然鼓励创业，但不允许创业影响科研。
“我作为MIT的教授，每周5个工作日中最多有1个工作日做与教书、科研无关的事情。”黄亚生笑称，3月26日在北京的演讲，就花掉了他那五分之一的配额。
20世纪30年代，MIT有很多教授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或创办企业，一部分管理者和教师担心，校外的工作会影响教授履行校园职责，甚至将教授从MIT抢走。
因此早在那时，MIT就制定了著名的“五分之一原则”，即教授一周内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用于咨询或者参与创办企业，其余的工作日要向大学尽义务。“作为一名教授，你应该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科学研究，推动科技的发展；而不是推动企业的发展，更不是财富的增加。”黄亚生说。这一法则奠定了MIT对待创业的价值取向，即科研是根本，而创业是研究活动的自然延续。
黄亚生说，学校并不会检查“五分之一原则”的执行情况，但是MIT的教授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也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利。“如果在科研、教书以外花太多时间，无疑会影响到他的科研、教学。在MIT如果一年写不出书、没有论文，在学校头都抬不起来。在这种强大的文化熏陶下，你自觉地就不会在与你教书、科研无关的事情上花太多时间。”黄亚生讲道。
黄亚生认为，MIT一系列的创业循环机制，就是让兰格这样的教授不用去做与科研无关的事情，就能持续地创业，也能不断地创新。“为了保证他的创新，才去建设创业机制，而不是为了创业本身，牺牲创新”。
1980年，美国颁布《贝多法案》（Bayh-Dole Act），联邦政府将通过资助大学研究而获得的知识产权转移给大学，授权大学进行技术转移，政府不再享有直接回报。
同时要求，获得政府科研基金的大学，其任何科研结果和数据都要公开。在此之前，政府拥有其资助项目的产权。这带来了两个弊端，一是科研人员缺乏积极性；二是政府把产权握在手里，难以商业化。《贝多法案》的通过有重大意义，一是拥有了知识产权的研究人员，有了更多的创新积极性；二是将知识无偿与社会分享，既兼顾了科学研究的公开性，又推动了学术研究的专利化。
在《贝多法案》实施后，MIT设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专利技术许可成为了MIT技术转移的主要模式，提高了大学和发明者的收入。
然而，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临学术公开与商业保密之间的矛盾，“科研要求信息公开化，全人类能够共享，可以免费获得；而商业要求保密，比如专利要求独占。”所以，从基础知识共享到专利保护，中间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从知识到专利这个过程，我们不能牺牲信息公开和学术自由”，黄亚生强调。他介绍，在过去多年的实践中，MIT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做法。面对这种矛盾，MIT的首要原则是学术第一位，“即使有几亿元的回报，也会选择学术公开”。在与企业合作的过程中，MIT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合作创新的过程中，必须保证MIT的参与者（可能是个人、团队或实验室）的科学研究主体地位，不能因为参与公司的合作而偏离了科学研究的方向。
公司也只能在MIT已有的科学研究框架下，寻求与MIT的合作方向。MIT的技术许可办公室作为学校代表，对合作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管理，以确保MIT在科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不管企业资助额度有多高，如果合作中MIT的参与者有偏离科学研究的可能，该项合作也无法获得批准。因此，在MIT主导的合作框架中，MIT是创意和创新的源泉，企业与MIT的合作是在MIT创新技术的基础上进行商品化。
在1969～2008年美国大学专利排行榜中，MIT以3333项专利位列第二，仅次于加州大学（统计包括伯克利分校、纽约分校、圣芭芭拉分校等所有加州大学分校）。
为什么MIT可以形成一个完善而有效的创新创业体系？在黄亚生看来，MIT提倡自由、平等的文化，形成了MIT学术自由、师生平等、挑战权威的传统，也才建立起具有MIT独特风格的创新创业环境。
在麻省地铁线MIT站点月台，代表着历年来MIT重要科研成就的老照片贴满了两边的墙壁。虽然与哈佛大学只有两站地铁的距离，MIT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黄亚生在哈佛大学度过了自己的本科与博士生涯，他却更喜欢目前担任教职的MIT，“在MIT，穿衣非常随便，等级观念几乎没有，门从来不锁，非常公开的一个地方……MIT的停车场都对开放……学生随时可以打断教授讲话，根本没有上下级的感觉”。
作为“世界理工大学之最”，MIT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在MIT，学生挑战老师是常态，恶作剧更不计其数。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新校长上任时，半个小时也没能找到自己办公室的门，原来，学生把校长办公室的门刷成了一面墙。得知真相的校长并没有惩罚这些顽皮的学生，最后只是笑笑作罢。另一个恶作剧则充分显示了MIT学生的创造力。
1994年，MIT的学生半夜将一辆警车的外壳拆卸分解，然后用木头做成汽车的内部框架，把这些部件搬至主楼的房顶后并一一组装，制造了警车被吊到房顶的假象。
众所周知，MIT是黑客(hacker）的发源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MIT的学生团体Tech Model Railroad Club就将解决难题的方法称为“hack”。
与“黑客”被当做计算机入侵者不同，那时，hack意味着高度的创新、独树一帜的风格和精湛的技巧，是一流能力的象征，包含着求解过程中产生的精神愉悦和享受。“MIT是嬉皮士，是反潮流，是挑战权威，我个人喜欢MIT的风格，我也认为学术的发展就要靠挑战权威，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学术权力。”黄亚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