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二年十月二日是老多的爸爸、著名地震学家李善邦先生120岁诞辰的日子。60年前的同一天，也就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二日，爸爸写了一篇笔记，题目是《六十生辰回忆》，文中爸爸这样写道：“我本农家子，世代以种田为业。小时候亦常随父母下田耕作。祖父有田六七亩。因家中食指少，除一家衣食以外，尚有一些结余，遂叫我去读书。也就是要我走读书的道路。”
从爸爸写这篇笔记到今天，时间又过去了60年，中国人称之为一个“甲子”。爸爸笔记里的一句话，因为不了解背景，几十年来觉得看懂了，其实根本没有看懂。直到2014年我第一次回到老家广东省兴宁县叶塘镇田心村，走进我们家的祖屋，我才完全懂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哪句话呢？就是爸爸看似轻描淡写的：“因家中食指少，除一家衣食以外，尚有一些结余，遂叫我去读书。”
回到老家看着堂屋墙上的照片，我才知道爸爸所说去读书的第一个学校，就是他的父亲——老多的爷爷李慎初老人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用自家“尚有一些结余”的钱开办的一所新式小学——叶塘学校（现叶塘中心小学的前身）。
一个世代以种田为生的农民，用自己种田结余下的钱开办学习物理、化学知识的新式学校，而不是办个读四书五经的蒙馆，或拿去购置更多的田产、买棺材板，这在大清朝光绪年间的中国农村，不是破天荒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老多这位种田爷爷渴望以学习改变命运的“基因”，传递给了他的两个儿子，老多的大伯李善祥和老多的爸爸李善邦。爸爸便在大伯的启蒙之下走上了科学之路。1929年，从国立东南大学毕业（1926年）的爸爸，收到恩师——当时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叶企孙先生的一封电报，于是，他为之奉献一生的中国地震研究事业便从此开始了。
爸爸妈妈养育了我们七个孩子，七个孩子虽然没有一个继承父亲的地震研究事业，但除了大姐学音乐以外，其他五个人都是大学理工科毕业，工作都和科学有关。老多最小，小学毕业赶上“文革”，没上过大学。结束知青生活以后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从工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1993年离开科学院做起了科普，也没有离开过科学。
过去没想过这些事情，现在想来，老多家的七个孩子之所以有六个的人生都和科学有关，这和爸爸传递下来的“基因”，以及爸爸对我们的耳濡目染是分不开的。
爸爸的古文很好，他主持编辑的一部书《中国地震目录》，就完全是靠查古书编辑出来的。在他的著作《中国地震》中，他这样写道：“地震记载是以多种形式散见于各种书籍。不仅史书上（包括正史和野史）有关于地震的专门记载，其他如诗、文、小说、传记等，甚至一些小品文章，亦多有可资参考的地震资料。例如《聊斋志异》也有两节说地震的，经过考查都是真的。”他如果古文不好，对此不会有如此详尽的了解。
想学古文，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背几句诗词，尤其是没有触动心灵的诗词怎么可能学会？那这位能把七个孩子带出六个玩科学的爸爸，他是怎么耳濡目染孩子们的呢？其他的哥哥姐姐我不知道，在我自己的记忆中，我感兴趣的所有事情，我的好奇心，以及成年以后的做事风格应该都是小时候受爸爸影响，耳濡目染给我留下的。父慈子笑何为耳濡目染？耳濡目染和老师教不一样，耳濡目染是传染，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不是教出来的。
举个例子吧，我早餐喜欢喝咖啡，还喜欢吃糖心鸡蛋，这两种习惯就是爸爸传染给我的。记得小时候，早上妈妈会给爸爸煮一个鸡蛋，糖心的。吃糖心鸡蛋可能是爸爸年轻时在国外留学时学的。外国人吃糖心鸡蛋有一种专门的容器，英文叫eggcup，现在这种蛋杯很容易买到，但我小时候可没有卖的，爸爸就用一个玻璃的小酒盅代替，和现在的eggcup无异。
喝咖啡和吃糖心鸡蛋，爸爸妈妈从来没教过我，是长时间和爸爸一起生活，潜移默化被传染上的。爸爸吃糖心鸡蛋的小酒盅我用了很久，直到有一天从英国回来的一个朋友给我买了eggcup，而爸爸吃糖心鸡蛋的小勺子我现在还在用。此外我的好奇心应该全部来自爸爸潜移默化的传染。我从小到现在一直都非常喜欢自然，喜欢看自然中的一切。平时散步会很注意周围草木的变化，看到吸引我的就用手机拍下来。
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武夷山，早就听说武夷山是一个昆虫王国，我的好奇心就此爆发。上山的路上，我不跟着大队人马往景点赶路，而是在后面一边走一边看。走到一个地方，我看旁边有一个无人的小径，于是钻了进去。跟在我后面的几个陌生人看我钻进去，也跟着我走进来了。他们在我身后一个劲儿问：“这里有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是好奇心驱使我走进了这条无人小径。
突然我看见有一只长相很奇特的昆虫，于是指着虫子跟他们说：“你们看那条虫子，多神奇！”他们“嗨”的一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这种对自然的好奇，很多都来自小时候爸爸带我和哥哥姐姐去“访问农村”得到的。爸爸说他是农民的孩子，小时候爸爸一有空就会带我们去“访问农村”，其实就是去海淀镇以西六郎庄一带的农村去散步、玩耍。这是小时候家里一个经常性的集体活动。
那时候六郎庄是真正的农村，那里没有任何比一层更高的建筑，一眼望去可以看到远山，看到蓝天下颐和园的佛香阁、玉泉山的塔。在田野、村庄之间有静静流淌的河渠，小猫、小狗、大公鸡走来走去，河渠里有青蛙、蝌蚪，还可以抓到很漂亮的斗鱼。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也让好奇心直到今天还深深地刻在脑海之中。
还有一件事记忆深刻，而且一直影响着我。有一次和爸爸去海淀，那时候海淀街上很热闹，老虎洞、海淀西大街的街两边都是各种商店。商店的牌子各式各样，其中有一些牌子上的字我还不认识。记得那天我指着一个牌子上的字问爸爸：“那是什么字？”爸爸先告诉我那个是什么字。然后他说，以后你在外面发现不认识的字，不管中文字还是英文字就记下，回家马上查字典，这样你可以学到很多。
现在老多几乎每天都在读古书，而且还是善本的宋版书，看这些书，要经常不厌其烦地查字典。如今的这份耐心和学习的精神，就是爸爸耳濡目染的结果吧？
不过爸爸非完人，爸爸一些说不上缺点或者优点的品质对老多也影响至深。比如爸爸性格直爽，不会客套，有时会得罪人。小时候妈妈就经常说爸爸傻。他一辈子没当过什么官，自从做地震研究，就是鹫峰地震台台长，鹫峰地震台从1930年到1937年一共两个人。然后是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第三研究室主任，这是他做过最大的“官”。老多也是如此，我最大的一个“官”是1969年作为知青赴云南的路上，当了五天的班长。
另外爸爸朋友多，虽然都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却保持着长久的友谊。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坐很远的公交车，中间要换两次车从中关村到三里河，去曾世英伯伯（地图学家，中国现代地图制图开拓者）和另外两个伯伯家玩。去年写爸爸的书才知道，爸爸和曾世英先生的友谊开始于1930年的鹫峰。
而妈妈带我去三里河玩的几家人，他们都是1930年代在北京丰盛胡同，抗战以后在重庆北碚，以及40年代在南京珠江路一直到50年代在北京的老朋友。不但中国朋友如此，爸爸还有外国朋友。比如，1931年5月爸爸去日本留学，没想到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爸爸和同去学习的地震学家金詠深愤然结束学习回国。在短暂的四、五个月的学习期间，认识了几位日本地震学家，他们成了好朋友。
二十多年后的1957年，爸爸参加一次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地球物理会议，与当年的老朋友相逢。当时的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所长那须信治，为爸爸和中日友谊题辞留念。还有一位叫河角广，1931年他和爸爸一起去东京附近考察日本关东大地震遗址，成为好朋友。三十多年以后的1965年，时任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所长的河角广来中国访问，带来一个小礼物送给爸爸妈妈，如今一直还放在家里。
从对爸爸的了解和认识老多觉得，科学家是普通人，又不是普通人。作为普通人的科学家，他是丈夫、慈父；而不是普通人的科学家，就是坚持用一生的时间去做一项科学研究。无论是不是科学家，首先要做一个普通人，并且把做普通人的精神传递下去。李白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任何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再伟大的科学成就都会成为过去，而他传递下来的科学精神、普通人的精神将长存！